粉丝文化的阴暗面：探索名人准社会关系与群体攻击行为的跨文化关联

本文通过预注册研究，结合社会认同理论（SIT）探讨了社交媒体时代粉丝与名人准社会关系（PSRs）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PSRs强度与内群体认同、外群体敌意及行为攻击性呈正相关，且中国粉丝在群体动力学指标上显著高于德国粉丝。研究首次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在跨文化背景下的调节作用差异，为理解当代粉丝心理机制和网络群体冲突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粉丝文化的理论维度：fanship与fandom的辩证关系

粉丝体验包含两个核心概念：fanship强调个体对崇拜对象的情感投入（如"我喜欢这个明星"），涵盖认知、情感及行为表达；fandom则指向基于共同兴趣形成的集体身份认同（如"我们喜欢这个明星"），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社区互动特征。Jenkins的开创性研究指出，粉丝会围绕特定对象主动构建意义和社区，形成参与式文化。Hinck进一步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和算法策展对当代粉丝实践的塑造作用。值得注意的是，fandom并不必然伴随强烈情感投入，也可能表现为知识积累和身份建构的智力型参与。

准社会关系（PSRs）的心理机制与发展

PSRs作为媒体心理学核心概念，描述了受众与媒体人物之间单向但感知为互动的心理联结。Horton和Richard Wohl于1956年提出的准社会互动（PSI）概念，在Rubin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得到深化，证明受众对肥皂剧角色的认知处理方式与现实社交相似。社交媒体时代通过日常分享、眼神接触式拍摄等策略显著缩短了心理距离，但实证研究表明名人更倾向于同行互动而非粉丝互动，维持了关系的准社会本质。PSRs可表现为友谊、崇拜甚至浪漫想象等多维形式，且与虚拟社区参与度、团队认同感呈正相关。

社会认同理论（SIT）视角下的粉丝群体动力学

根据Tajfel和Turner的社会认同理论，粉丝群体通过寻求积极特异性来实现自我提升，导致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歧视。体育粉丝研究显示群体认同能带来社会支持等益处，但同时也伴随赛前焦虑等负面效应。K-pop粉丝社群中表现的竞争性实践表明，强群体认同会引发圈内竞争（同一团体成员间）和圈际竞争（不同团体间）。Hubbard等最新研究揭示粉丝群体内部存在权力层级建构，"更真实粉丝"的区分标准会强化排斥行为，形成毒性互动。

负面粉丝行为的表征与触发机制

毒性粉丝实践（toxic fan practices）表现为言语攻击、网络骚扰等行为，源于群体信念 destabilization 后的 dominance competition。本研究通过改编Buss & Perry攻击量表测量三个维度：内群体认同（α=.62）、外群体敌意（α=.76）和行为攻击性（α=.64）。六种情境触发实验显示，直接攻击类情境（如侮辱偶像、传播谣言）比间接情境（如偶像与讨厌艺人合作）更能引发防御行为。粉丝对偶像的负面比较（M=3.25, SD=1.08）和直接贬低（M=3.29, SD=1.12）引发最强攻击意愿。

跨文化差异的发现与阐释

中德样本比较发现中国粉丝在群体认同（M_中国=2.61 vs M_德国=1.94, p<.001, d=.72）、外群体敌意（M_中国=2.72 vs M_德国=2.35, p=.002, d=.33）和行为攻击性（M_中国=1.96 vs M_德国=1.65, p<.001, d=.49）上均显著更高。集体主义文化可能通过群体规范维护机制增强外群体敏感性，而个体主义文化更关注个人体验。特别发现中国样本中社交媒体使用强度调节PSRs与外群体敌意关系（b=-0.38, p=.017），低频使用者呈现更强关联。

方法论创新与研究局限

研究采用预注册设计（aspredicted.org/n55s-xzgt.pdf），通过G*Power 3.1计算样本量（f≥.15，power=.80），最终获取265名有效样本（中德比例≈1:1）。使用Tukachinsky多维度PSR量表（24项，α=.84-.92）测量沟通、支持陪伴、身体吸引和情感反应四个维度。主要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样本教育程度偏高（60.75%本科以上）、社会期望偏差可能压低攻击性指标得分，以及未测量个体层面的集体主义倾向。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研究首次在流行文化领域验证PSRs通过社会认同机制影响群体间行为的理论模型，扩展了传统体育粉丝研究的适用范围。发现的文化差异现象警示不能将粉丝行为视为文化普适现象，需考虑国家价值观和平台生态的调节作用。实践层面提示社交媒体平台可通过促进跨圈层积极互动来降低群体敌意，特别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更具干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