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食物共享治理的视界探索：范围综述揭示的可持续转型路径与治理框架

本综述系统回顾了欧洲城市食物共享倡议（FSI）的治理格局，揭示了其在推动可持续食物系统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文章通过量化与质性分析，归纳了FSI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多重效益，识别了内部治理（如组织架构、资源管理）与外部治理（如政策支持、跨部门协作）中的促进因素与障碍，并提出了涵盖结构因素、法规、资源、话语、社会关系、参与、知识与内部组织八大类别的治理分析框架，为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提供了理论工具与实践指导。

　　

摘要

食物共享倡议（Food Sharing Initiatives, FSI）在城市地区迅速增长，通过协作努力为塑造更可持续的城市食物系统提供了新机遇。这些倡议在支持、影响、引导和规范其活动的治理景观中运作。本范围综述旨在探索欧洲食物共享治理的现有知识，并揭示在促进或阻碍食物共享倡议扩展中起作用的治理要素。研究首先提供文献的定量分析，指出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其次，从质性角度理解食物共享倡议带来的益处以及它们遇到的障碍和促进因素。这一全面见解促成了一个新框架的开发，用于分类内部和外部的食物共享治理要素，包括八大类别：结构因素、法规、资源、话语、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权力关系）、参与、知识和内部组织。尽管避免理想化并在特定背景下评估这些倡议至关重要，但它们具有改变食物系统的潜力，值得给予关注和支持。

引言

农业食物系统处于当前许多社会和环境挑战的核心。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与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相关（IPCC 2019），且被认为是导致九个行星边界中六个被超越的主要驱动因素（Rockstr?m et al. 2009; Steffen et al. 2015）。在此背景下，学者和实践者强调了城市在塑造食物系统和应对可持续性挑战中的关键作用（Hawkes 2023; HLPE 2024; Nijman and Wei 2020）。事实上，全球数百个城市已在制定城市食物政策、项目和活动，以创建更可持续、公平和有韧性的食物系统（MUFPP 2024）。

食物共享作为全球食物系统的一小部分，在城市中日益可见，并通过专门倡议扩展，为解决不平等和塑造更可持续及有韧性的城市和城郊食物系统提供了新机遇（Davies 2019）。食物共享是许多动物物种中持久的结构元素，并在人类社会中促进了营养和社会关系（Gurven, Hill, and Kaplan 2002）。近年来，食物共享倡议（FSI）在全球城市中蓬勃发展。这些（主要是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在分享经济中开辟了新空间，同时推进了对当前社会和全球环境挑战的解决方案（Carolan 2018; Davies and Evans 2019）。FSI涉及由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协作进行的实践，包括种植、烹饪、食用或分发食物，以及分享食物相关技能、知识、空间和/或工具（Davies et al. 2017）。FSI不同于其他集体食物共享活动（如家庭食物共享），在于其目的、目标受众和组织结构。

FSI可以共享多种事物，从食物的物质项目（如未加工的作物、熟食或种子）到产品（如加工食品或种植和烹饪工具）和服务（如再分配食物的供应系统）。此外，能力（例如种植或烹饪技能）和空间（包括田地、分配地、花园、厨房或物流基础设施）也可以被共享。除了不同类型的FSI和可共享的事物外，FSI可以围绕更等级化或更自组织的模式组织自己，并可以动员各种分享模式，如赠送、易物、收集和销售。FSI的多样性丰富，包括各种组织和团体，从非营利组织（如食物再分配组织）到俱乐部、协会和网络（如社区园艺团体），还有合作社（如食物合作社）、营利企业（包括旨在减少食物浪费的手机应用程序创建者）、非正式倡议（如自发的社区聚餐）和社会企业（如使用剩余食物准备餐点的咖啡馆）（Davies 2019）。因此，一些FSI是交易性的，通常（但不一定）商品化、以利润为导向，并专注于提高现有系统的效率；而其他FSI则发展出更变革的精神，寻求改变权力动态和社会关系（Davies et al. 2017）。

在食物共享领域，越来越多的文献在研究这些倡议，假设它们具有变革潜力（例如Becker and von der Wall 2018; Ilieva et al. 2022）。这些贡献大多基于特定倡议的案例研究（例如Davies et al. 2017; Hasanov, Zuidema, and Horlings 2019; 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然而，尽管一些研究比较了几个案例研究并试图识别和检查共性（例如Davies, Cretella, and Franck 2019; Morrow 2019a），但对FSI产生的累积效益以及治理在塑造这些倡议和相关效益中的作用的分析有限。这种对治理维度的有限参与导致缺乏对参与其治理的行动者——从政策制定者到特定倡议——关于如何有效加强食物共享倡议并重塑其运作背景以最大化其可持续性效益的指导。提供一些指导尤其关键，鉴于可持续食物政策在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以及促进食物系统可持续性的国际努力中的日益重要性（例如MUFPP 2024）。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目的是理解治理在城市空间中塑造食物共享倡议的作用，并检验其对食物共享系统的扩展、包容性和韧性的影响。尽管治理的定义——及其城市和食物维度——仍然备受争议（见Moragues-Faus et al. 2023），在本文中，我们采用Margulis和Duncan（2016）的提议，将食物共享治理定义为影响、引导和控制食物共享活动的过程、实践、话语、制度、关系和结构的集合。食物共享治理涵盖广泛的社会行动者，从政府组织到地方草根社区、农民、媒体和企业。通过范围综述审视先前关于城市食物共享治理的研究，我们旨在提供它们所带来的聚合报告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益处的全面视图，并确定在不同背景下支持或阻碍FSI益处的关键治理要素。这些发现也作为对一些关于这些倡议变革潜力限制的关键反思的基础。研究局限于欧洲城市，因为它提供了共同的监管框架和背景，是关键食物共享研究项目的所在地，限制了研究数量，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鉴于该大陆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可持续食物政策中的积极参与。事实上，许多欧洲地方政府通过国际网络组织起来，致力于推进可持续食物系统，包括FSI（例如，见Eurocities 2023）。此外，由于这是一个相对较新且不断扩展的文献体系，本范围综述有助于识别当前的知识差距和研究方向，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方法

我们采用范围综述方法对欧洲城市食物共享治理领域进行全面映射。范围综述有助于澄清概念、确定可用研究的范围并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Munn et al. 2018）。与系统综述通常专注于收集国际证据以回答具体、明确定义的问题并经常涉及评估此类证据质量不同，范围研究采取更广泛的方法（Moher, Stewart, and Shekelle 2015; Peters et al. 2015）。它们较少关注评估证据质量，而是旨在探索更广泛的主题，识别知识差距，产生新假设，并评估文献体的整体覆盖范围（Tricco et al. 2016）。在这方面，此处呈现的范围综述使我们能够分析关于食物共享治理的已发表学术工作。

在进行综述之前，研究团队制定了一个方法学协议。我们从范围综述协议中处理相关方法的细节。指导本范围综述的具体问题与食物治理如何塑造和被食物共享倡议塑造有关：欧洲城市食物共享倡议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是什么？欧洲城市食物共享倡议的治理在学术文献中是如何被探讨的？欧洲城市食物共享倡议的主要促进因素和障碍是什么？城市食物共享治理的主要知识差距是什么？

资格标准

本综述中的研究被纳入如果：（i）食物共享与当代人类相关（例如，与动物世界或其他历史时期人类进行的食物共享相对）；（ii）食物共享指的是社区参与倡议（例如，与家庭食物共享倡议相对）；（iii）它们提供的证据或它们所指的证据与欧洲城市相关；（iv）它们以英语发表；且（v）全文公开可用。综述包括从2015年到2023年4月发表的文章，认识到城市食物政策在签署米兰城市食物政策协议（MUFPP）后获得的重大动力。这一国际条约旨在推进城市食物系统的转型，并被认为是城市食物政策发展的里程碑（Moragues-Faus et al. 2023）。

搜索策略

最初的研究研究搜索于2023年3月和4月使用Scopus和Google Scholar引擎进行。首先，搜索词“食物共享”与“治理”组合用于所有数据库字段。此外，搜索词组合“剩余食物再分配”和“治理”；“城市花园”和“治理”；“社区花园”和“治理”；“社区堆肥”和“治理”；“社区烹饪”和“治理”；“社区饮食”和“治理”；“食物合作社”和“治理”用于标题、摘要或关键词。

PRISMA流程图显示了文章筛选、纳入和排除的过程。共识别出470项研究并导入Zotero进行审查。去除103个重复项后，对剩余的367项研究的标题和摘要进行筛选以确定资格。254项研究被排除，因为对食物共享的关注边缘，存在家庭基础倡议，研究焦点是水共享而非食物共享，它们的焦点不是城市，或摘要不是英文。同事建议和人工智能引擎ResearchRabbit.ai也被用于识别13条额外记录。125项研究经过全文筛选以确定资格。其中68项在此阶段被排除，因为它们未分析食物共享治理（n=15），证据不基于欧洲城市（n=13），或它们与我们的研究无关（n=40）。共58项研究最终被确定为有资格纳入范围综述。这些研究被分析以分类所研究的食物共享倡议类型，并描述报告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食物共享治理的促进因素和障碍，以及知识差距。

使用的搜索词使我们能够识别与食物共享相关的多样化文章。然而，食物共享是一个不断扩展的领域，新的概念、实践和倡议不断出现，我们选择的术语可能存在限制。这包括在不同欧洲背景和文化中使用的术语变异。此外，我们必须为选择要综述的文章制定特定标准，所做的排除可能影响了我们考虑的最终文章集。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将综述限制在英文撰写的文档，这可能导致我们忽略了用其他语言产生的宝贵实践和知识。

数据提取和分析

数据使用质性研究软件Atlas-ti进行编码。提供了一个初始但不详尽的代码列表，以促进对食物共享倡议内部和外部障碍和促进因素的编码。这一初始列表是通过与代表欧洲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食物共享倡议的48名参与者举行的两次参与式研讨会开发的。此列表在编码过程中根据需要迭代以包含额外代码。此外，通过识别和分组在检索到的文章中发现的这些影响的各个方面，编制了报告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列表。当个别文章讨论不同类型的影响时，它们被相应分类为环境、社会或经济。

结果

定量分析

FSI地理位置和文献信息

大多数研究食物共享倡议治理的文章（见图2）基于案例研究（n=25）或案例或地点之间的比较（n=11）。我们还发现了12项 overarching studies，六项评估和四项综述。虽然案例研究方法不能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Dogan and Pelassy 1990），但这种方法产生情境依赖知识（Flyvbjerg 2004），这对于理解FSI的治理至关重要。此外，理解广泛的案例以及在不同案例之间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是识别案例间共性和规律性的起点。

对FSI在所选文章中的地理分析显示，文献中提到了43个欧洲城市。柏林是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有五篇文章明确提及其作为案例研究的背景。按国家细分（见图3）表明，德国拥有最多报告的案例研究，有12项研究包括对德国案例研究的引用，其次是英国（9）、意大利（6）、爱尔兰（5）和荷兰（4）。尽管一些研究考察了东欧案例研究，但欧洲的这一部分在检索到的文献中代表性较低。这种代表性不足可能源于我们使用的搜索术语的限制（Jehli?ka et al. 2020）或家庭食物共享实践在该地区的相关性（Jehli?ka and Daněk 2017），我们未将其纳入搜索。

食物共享活动类型

FSI涉及多种活动，如种子共享、社区花园、城市觅食、拾荒活动、食物合作社、社区厨房、共同饮食体验、剩余食物再分配和社区堆肥等（Davies and Evans 2019）。在本范围综述中，许多文章提到这些活动中的一项或多项以阐述其贡献。社区花园和食物再分配是研究最多的领域，分别有37和32项研究提到这些活动。其次是社区烹饪和共同饮食（14）、食物合作社（7）和种子保存（6）。所选文献中代表性最低的活动是拾荒（5）、社区堆肥（5）和城市觅食（4）。见图4对不同类型FSI活动被提及的文章数量概述。

质性分析

食物共享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根据分析的文献，FSI为用户及其家庭、当地社区和邻里、弱势群体、工人、当地企业、学校、公共机构、城市、社会和环境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益处（见表1所有报告益处的概述）。然而，这种影响可能因具体背景、地点、时间和食物共享活动类型而异。

社会效益在所选文献报告的整体效益中占主导。我们确定了36项研究提到了食物共享倡议的许多社会效益（见表1所有报告的社会效益）。例如，共有24项研究强调了促进社会凝聚力的益处（例如Becker and von der Wall 2018; Bonow and Normark 2018; Farrier, Dooris, and Morley 2019），17项研究提到了FSI在公民参与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中的催化作用，培养了一种共同责任感和社区自豪感（例如Bródy and de Wilde 2020; Keech and Redepenning 2020; Véron 2023）。15项研究还报告称，这些倡议在提高对紧迫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认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Farrier, Dooris, and Morley 2019; Ilieva et al. 2022; Jacob and Rocha 2021）。十项研究提到了它们如何通过向弱势人群提供食物或餐点来解决食物不安全问题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例如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 Jahrl, Moschitz, and Cavin 2021; van der Jagt et al. 2017），九项研究还报告称，这些倡议显著改善了心理和身体健康（例如Kotsila et al. 2021; Prové, Dessein, and de Krom 2016; Tecco et al. 2017）。九项研究还补充说，FSI通过增强社区内的快乐、幸福和整体福祉提供了进一步的社会效益（例如Ilieva et al. 2022; Kotsila et al. 2020; van der Jagt et al. 2017）。

关于环境效益，17项研究报告了这些倡议在应对紧迫生态挑战中的作用（见表1）。这一数字与一些作者指出评估FSI环境影响困难的说法一致（Mackenzie and Davies 2019）。共有七项研究强调了这些倡议积极有助于在城市环境中创建和维护绿色空间。例如，社区花园提供了当地新鲜农产品的来源，同时增强了城市生物多样性并促进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福祉（例如Bonow and Normark 2018; Nikolaidou et al. 2016; Tecco et al. 2017）。此外，六项研究强调了FSI通过有助于减少与食物生产、分配和处置相关的碳足迹来应对气候紧急情况（例如Artmann and Sartison 2018; Kotsila et al. 2021; Prové, Dessein, and de Krom 2016）。它们报告的气候效益的一个显著方面与其在减少食物浪费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五项研究强调了FSI通过有效将剩余食物再分配给弱势群体来减少食物浪费的作用（例如Artmann and Sartison 2018; Lombardi and Costantino 2020; Michelini et al. 2020）。此外，五项研究还提到了FSI提供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无论是通过创建作为碳汇的绿色空间，还是通过有机农业实践促进生物多样性（例如Nikolaidou et al. 2016; Tecco et al. 2017; van der Jagt et al. 2017）。

共有17项研究报告了FSI的经济效益。其中十项研究强调了这些倡议在增强志愿者和工人的技能和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了参与者的专业成长（例如Cloke, May, and Williams 2020; Ilieva et al. 2022; van der Jagt et al. 2017）。此外，七项研究报告称，FSI经常创造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直接与社区内的食物准备、分配和管理相关（例如Lampinen et al. 2018; Mackenzie and Davies 2022; Marovelli 2019）。这些倡议的一些显著方面在于它们通过经济赋权提升弱势群体的潜力。四项研究强调了FSI通过倡议内的就业或创业活动为弱势人群创造额外收入的作用。这种包容性方法不仅提供了财务支持，还在弱势社区内培养了一种能动性和韧性感（例如Jacob and Rocha 2021; Mackenzie and Davies 2022; van der Jagt et al. 2017）。

食物共享治理：理解FSI的促进因素和障碍

治理是食物和城市文献中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Moragues-Faus et al. 2023），如本范围综述所证明的，在食物共享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关键词“治理”是选择范围文献的一个标准，但并非所有论文都检查相同的治理方面或明确定义它们。例如，一些论文强调反思性治理对于实现更民主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例如Hasanov, Zuidema, and Horlings 2019; Spring and Biddulph 2020），而其他论文则强调协作治理的重要性（例如Molenveld et al. 2021; Nikolaidou et al. 2016; van der Jagt et al. 2017），还有一些论文强调理解治理中背景的关键作用（例如Prové, Dessein, and de Krom 2016）。治理结构可能因倡议的发展阶段而异，例如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和管理阶段（Fox-K?mper et al. 2018）。此外，治理可以作为实现积极食物系统结果（包括环境、社会或经济效益）的促进因素或障碍（Moragues-Faus, Sonnino, and Marsden 2017）。

为了理解FSI的促进因素和障碍，我们区分了在公民社会组织和倡议（如FSI）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治理维度：内部和外部治理（Steen-Johnsen, Eynaud, and Wijkstr?m 2011; Stone and Ostrower 2007）。基于先前关于替代食物网络治理的研究（见Manganelli, Van den Broeck, and Moulaert 2020; Tregear 2011），我们将内部治理的重点建立在FSI的内部动态、组织形式和结构上。它指的是FSI为确保有效的内部运作、决策和问责而实施的正式和非正式过程和机制。这些不仅包括不同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决策结构和过程的建立，还包括指导组织运作和内部问题的内部规范、实践和系统。外部治理因此涉及塑造或影响FSI的过程和要求，由其他行动者推进。这些不仅包括法律系统和官方标准，还包括结构要素以及FSI在执行活动时必须应对的关系和惯例。这些安排也可能受到与政府和其他机构体、私营部门、媒体、科学家、社会运动或其他FSI的互动的影响。

共有30项研究提到了内部治理动态的某些方面，无论是促进因素还是障碍。例如，几项研究将倡议的制度整合程度确定为理解不同治理结构影响的相关维度（即从更多自下而上的方法到更多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且当考虑某些结构普遍更有效时，它们强调了不确定的证据（例如Fox-K?mper et al. 2018; ?kamlová et al. 2020; van der Jagt et al. 2017）。另一方面，共有37项研究提到了外部治理安排。例如，一些作者强调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重要性（例如Molenveld et al. 2021; Nikolaidou et al. 2016），其他人则确认市政支持通常是倡议成功的关键（例如van der Jagt et al. 2017）。

内部和外部治理要素之间的区别在分析障碍和促进因素以增强对其理解时最为有用。事实上，21项研究强调了食物共享倡议的内部和外部主要促进因素，详见表2。最常被引用的外部促进因素是这些倡议建立伙伴关系并在合作者网络中积极参与的能力（例如Burnett 2023; Jacob and Rocha 2021; van der Jagt et al. 2017），获得城市行政部门的支持和认可（Burnett 2023; 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以及社区支持（Fox-K?mper et al. 2018; Nikravech et al. 2020）。此外，志愿者的参与和高水平的成员参与成为FSI成功的关键内部因素（例如Fox-K?mper et al. 2018; 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 Lampinen et al. 2018）。此外，稳定且易于获取的资源可用性，如资金（Burnett 2023; Nikravech et al. 2020），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土地、存储设施或烹饪设施（Fox-K?mper et al. 2018; 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 Spring and Biddulph 2020; Tornaghi 2017），也被报告为对FSI成功至关重要。另一个重要的内部考虑因素涉及项目内强大领导力的存在（Fox-K?mper et al. 2018; Molenveld et al. 2021）。

类似于促进因素，35项研究记录了FSI发展的内部和外部障碍，如表2所述。共有13项研究记录了内部障碍，最常报告的障碍围绕组织动态。这包括管理成员参与和贡献差异以有效分配工作量的挑战（例如Becker and von der Wall 2018; Davies, Cretella, and Franck 2019; Follmann and Viehoff 2015）。学者们还指出，自组织所需的持续参与可能导致倡议关键成员的倦怠（Burnett 2023; 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 Spring and Biddulph 2020）。额外的组织障碍包括吸引和管理新成员，特别是来自弱势或年轻群体的挑战（Burnett 2023; Farrier, Dooris, and Morley 2019; Hennchen and Pregernig 2020）。此外，资源分配和治理动态方面的分歧也被强调为可能破坏食物共享倡议凝聚功能的潜在问题（Follmann and Viehoff 2015; Jacob and Rocha 2021; Spring and Biddulph 2020）。

此外，共有27项研究报告了食物共享倡议的外部障碍。最常报告的外部障碍围绕这些倡议缺乏永久空间或场所（例如Marovelli 2019; Molenveld et al. 2021; Spring and Biddulph 2020）。这个问题对城市花园尤其重要，因为适合耕种的土地有限导致公共土地使用竞争（例如Jahrl, Moschitz, and Cavin 2021; Nikolaidou et al. 2016; ?kamlová et al. 2020）。市政政策和规范，如土地使用规划法规，严重影响这些项目（Davies, Cretella, and Franck 2019; Kotsila et al. 2020; ?kamlová et al. 2020），冲突源于支持商业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Bonow and Normark 2018; Davies, Cretella, and Franck 2019; Kotsila et al. 2020）。另一个重要的外部障碍是普遍缺乏政府支持（例如Fox-K?mper et al. 2018; Galli, Hebinck, and Carroll 2018; Jacob and Rocha 2021）。这包括财政支持、监管支持以及对此类倡议社会价值的认可。缺乏政府支持可能限制食物共享倡议在扩大规模、建立信誉和克服官僚障碍方面。事实上，缺乏稳定资金也被强调为食物共享倡议（FSI）的主要障碍（Becker and von der Wall 2018; Burnett 2023; Kotsila et al. 2020; Lampinen et al. 2018; Murphy, Parker, and Hermus 2023）。

分析食物共享治理促进因素和障碍的新框架

作为本范围综述的一部分，我们分析了文献以识别和描述食物共享治理的促进因素和障碍。用于分析数据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关系的代码导致了分析类别的识别。这些类别也在与欧洲FSI和学者举行的两次参与式研讨会中进行了讨论和验证（见方法部分）。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一个分析框架，包含八个类别，用于分类可以作为FSI的促进因素、障碍或两者的治理要素。这些类别可以引起对内部和外部治理实践特定方面的关注，并有助于理解可能构成FSI障碍和/或促进因素的不同要素。这八个类别是：

（1）结构因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背景的各个方面，这些条件制约FSI的活动和组织。

（2）法规：外部权威特别规定或授予的法律、规则或其他命令或激励措施，以限制、控制或鼓励FSI活动。

（3）资源：资金、基础设施、食物（例如关于质量、数量或持续获取）、有偿人力资源、公共/共同资源、技术、工具和技能等。

（4）话语和价值观：与FSI活动相关的论点、意见、陈述和潜在价值观，这些被表示为由定义和理论支持的“事实”。

（5）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权力关系）：可以塑造和影响FSI实践、活动、行动者和问题的互动模式。

（6）参与：FSI社区参与并发挥影响他们问题作用的系列过程和问题。

（7）知识：通过经验或研究获得的与FSI相关问题的意识、理解或信息。

（8）内部组织：FSI组织自己以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特定方式要素。

这些类别还可以细分为一个次要维度，帮助将它们的意义扎根于所涉及的不同主题中。这个次要维度中的一些项目可能在FSI领域都很重要，例如资金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可以作为FSI的促进因素或障碍。然而，其他项目特定于某些治理过程。例如，在城市花园的情况下，健康土壤和水可用性是帮助理解哪些资源可能对这些特定倡议构成障碍或促进因素的实体。表3显示了食物共享治理的主要分类类别以及影响食物浪费再分配和城市花园倡议的次要维度的一些示例。

这是分析影响FSI的障碍和促进因素的新分类。它建立在现有食物治理文献的基础上。一方面，它重申了先前专注于特定项目和倡议治理的研究，其中组织形式；内部和外部法规、资金、资源、话语、价值观和信任被强调为关键治理维度（Cohen and Reynolds 2014; DuPuis and Gillon 2009; MacRae and Lay-Palmer 2010; Manganelli, Van den Broeck, and Moulaert 2020）。此外，行动者及其关系的识别，以及相关的紧张关系，包括权力斗争，也经常被强调（Campbell and MacRae 2013; Tornaghi 2012）。另一方面，源于特定倡议分析的贡献也与关于食物和城市食物治理难以捉摸定义的更广泛讨论相联系（如上所述），其中过程、实践、话语、制度、行动者、关系、地点基础动态和结构被确定为关键治理要素（Margulis and Duncan 2016; Moragues-Faus et al. 2023, 2024; Yap 2023）。我们的框架明确包含了现有文献中的重要元素。然而，我们对推进该领域的贡献在于提供一个实用工具，帮助识别特定倡议的治理促进因素和障碍。这是基于综合现有工作的范围文献综述。鉴于在塑造食物共享中治理作用的定义和研究有限，该框架作为识别影响FSI的关键内部和外部治理要素的初步步骤。尽管如此，在映射跨类别和城市食物治理尺度的关系、应用于特定案例以及更广泛地参与良好治理的规范定义方面的进一步阐述可能构成有价值的下一步。

未来研究考虑

所选文献还强调了推进FSI知识的多个研究机会。首先，关于FSI类型，一些作者提到需要理论化并提供更多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