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婆罗洲边境地区长期劳动力迁移、新种植园扩张与社会再生产互动机制研究

本文深入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婆罗洲边境地区劳动力迁移、油棕种植园（oil palm plantation）扩张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结合家庭调查与深度访谈，揭示了不同民族群体（如Dayak、Malay）与外来移民（transmigrants）在面临种植园发展时的差异化选择，强调了跨境社会关系与土地获取在维持劳动力迁移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边缘社区的适应性策略提供了重要视角。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进程中，农村热带地区的劳动力迁移现象日益加剧，同时种植园扩张等变化也在重塑当地生计策略。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与马来西亚边境地区作为长期劳动力迁移的热点区域，为探究劳动力迁移、种植园发展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理想案例。本研究通过混合方法案例研究，结合家庭调查、深度访谈与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系统评估了油棕种植园扩张如何影响不同民族与起源群体的迁移决策，并从社会再生产视角阐释其内在机制。

研究地点与群体特征

研究聚焦于西加里曼丹省Bengkayang Regency的两个边境村庄Gersik与Sekida。两地居民民族构成多样，包括长期居住的Dayak人（如Bakati’、Benyadu’与Bidayuh-Jagoi亚族）、Malay-Sambas人以及通过印尼 transmigration 项目迁入的外岛移民（如爪哇与东努沙登加拉人）。这些群体在跨境社会关系、土地获取与历史迁移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自1980年代起，劳动力迁移至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已成为当地居民生计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Dayak与Malay群体依托语言、亲属网络与文化相似性，建立了稳定的跨境迁移渠道，从事农业、工厂、护理与服务等行业。迁移模式包括日常通勤、季节性务工与长期合约工，其收入主要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与教育等简单再生产需求。

种植园发展的驱动与土地变化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当地社区主动寻求油棕投资，以替代高风险的国际迁移。然而，种植园发展过程逐渐脱离社区控制，企业通过土地收购与补偿机制介入，导致土地权属争议加剧。卫星数据分析显示，至2017年，油棕种植已覆盖Gersik 38%与Sekida 26%的土地，主要转化自森林与沼泽地。尽管种植园扩张，大部分居民仍保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持有（中位数2.5–5公顷），用于橡胶、油棕、水果与水稻等作物种植，为生计多样化提供了基础。

劳动力迁移与种植园工作的分化选择

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在种植园扩张后表现出显著差异的劳动力策略：

Dayak群体维持迁移并发展私营油棕

Dayak居民凭借跨境社会网络与语言优势，持续选择劳动力迁移。年轻人在婚前通过迁移积累资本，婚后则返乡投资土地开发（如种植油棕），形成“链式迁移”模式。例如，Bidayuh-Jagoi夫妇通过迁移收入购买土地与卡车，最终建立油棕果运输业务。这种策略依托跨境社会再生产能力与土地资源，实现了生计升级。

Malay群体持续跨境通勤

Malay-Sambas居民因工资差异与工作灵活性，偏好日常通勤至马来西亚务工（如农业与采矿），同时利用收入支持自家农业生产。例如，Fitri通过日间工收入购买农资，维持水稻与橡胶种植，而未选择种植园工作。其决策依赖于强跨境雇主关系与低风险的通勤模式。

Transmigrants转向种植园工作

外岛移民因缺乏跨境网络与在地照料支持，难以获得安全 remunerative 的迁移机会。种植园发展为她们提供了稳定的本地工作，尽管工资较低且以临时工为主。例如，Neli通过种植园工作积累资金，最终购买土地试图种植油棕。种植园成为其应对土地稀缺与社会网络缺失的替代方案。

社会再生产与土地获取的核心作用

研究强调，社会再生产（如跨境关系维护、家庭照料可用性）与土地获取共同塑造了迁移与种植园工作的选择。Dayak与Malay群体通过亲属网络与文化纽带维持迁移安全性，而土地资源则为其提供了投资私营油棕的选项。相反，transmigrants 因社会再生产能力不足与土地权属不稳定，更依赖种植园工资维持生计。这种分化加剧了原有群体间的不平等，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边缘社区的异质性适应策略。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劳动力迁移、种植园扩张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跨境社会网络与土地资源是维持迁移韧性的关键，而种植园发展则可能强化现有不平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性别化劳动分工（如女性在迁移与照料中的角色）以及土地权属政策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深化对全球化背景下农村社区转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