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家与公司土地征用：剥夺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抵抗策略分析

本综述深入探讨了全球南方国家土地剥夺（Dispossession）的不同制度模式，比较了基于国家征用权（Eminent Domain）、土地权受限（Curtailed Land Rights）及分散强制（Decentralized Coercion）的三种剥夺机制。文章通过多国案例（巴西、东帝汶、印度等）系统分析行动主体、法律工具、监管规避程度及补偿方式，为理解土地冲突（Land Grabbing）的政治经济逻辑及社区抵抗策略提供重要框架。

　　

导言：土地剥夺的多样形态与比较研究的意义

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经历着由公司推动的大规模土地征用（Large-Scale Land Acquisition, LSLA），这些过程在不同国家和部门间呈现出显著差异。例如，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太阳能园区建设依赖殖民时期的“公共利益”条款，通过国家征用权完成土地征收；而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企业PT HMBP则通过租赁许可和半强制手段直接与村民协商土地转让。这些案例表明，土地剥夺的过程在行动主体、法律依据和强制手段上存在本质区别，亟需系统性比较研究。

迈向剥夺制度的比较研究

土地剥夺在此被定义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通过超经济力量将人们从土地上驱逐，以便为资本投资创造条件”。这一定义排除了纯粹市场动力驱动的土地转移，聚焦于外力强制下的空间重组。迈克尔·莱维恩（Michael Levien）提出的“剥夺制度”（Regimes of Dispossession）概念为比较分析提供了基础框架，强调国家在土地征收中的组织化、合法化和强制实施角色。然而，本研究在莱维恩框架上做出四点调整：扩展非国家主体的作用；关注国家与私人行动者之间的非正式共谋关系；突出法律体制在塑造产权边界中的构成性功能；集中分析剥夺过程的具体机制而非经济动因。

土地剥夺的比较维度

研究通过五个维度对巴西、东帝汶、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案例进行比较：

第一，行动主体的差异。国家主导的剥夺（如印度、泰国）由政府执行土地清理和驱逐，公司后期介入；公司主导的剥夺（如印尼棕榈油行业）由企业直接实施土地获取；而巴西亚马逊地区则出现由地方武装、警察与官员共谋的“土地黑手党”（Land Mafia）模式。

第二，法律机制的不同。一类基于国家征用权（Eminent Domain），即在法律上承认土地权属但以公共利益为由终止（如印度、东帝汶）；另一类基于土地权残缺（Curtailed Land Rights），即国家通过法律设计使社区土地权无法获得正式承认（如印尼的“森林庄园”制度）。

第三，法规规避的程度。在柬埔寨、印尼和巴西，商界与政府的勾结导致法律保护被系统性规避；而在印度和泰国，剥夺过程相对遵循法定程序。

第四，强制手段的运用。巴西案例中表现为武装暴力驱逐；印尼和柬埔寨则通过警察威慑、逮捕抗议领袖和雇佣暴徒进行威胁；印度和泰国则更多采用欺骗和行政压力。

第五，补偿的差异性。印度和泰国案例中补偿接近市场价值；东帝汶、印尼和柬埔寨的补偿显著不足；巴西案例中则几乎不存在补偿。

不同的剥夺制度

基于上述维度，研究识别出三种剥夺制度类型：

第一，基于国家征用权的剥夺。特点是国家作为土地经纪人（Land Broker State），依法执行征收并提供一定补偿。受害者可通过政治申诉、司法程序等问责机制寻求救济（如印度、中国案例中的成功抵抗）。

第二，基于土地权残缺的剥夺。国家通过法律设计使社区土地权无法确权，进而将土地以特许权形式授予公司。公司直接执行剥夺，国家角色间接，受害者难以追究责任（如印尼棕榈油行业）。

第三，基于分散强制的剥夺。由非国家武装力量（如土地黑手党）在弱法治环境下通过暴力实施，国家机构仅提供非正式庇护（如巴西亚马逊地区）。这种模式依赖稳定的非正式制度而非法律程序。

结论：比较视野下的土地剥夺与抵抗

土地剥夺并非单一现象，而是由不同制度逻辑驱动的多形态过程。三种剥夺制度在行动者、法律工具、强制性和补偿方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受害社区的抵抗策略和成效。在征用权模式下，法律挑战和政治谈判可能有效；在土地权残缺模式下，需依赖 grassroots 组织化和跨国倡导；而在强制剥夺模式下，抵抗往往需要直面暴力并寻求外部干预。这一比较框架不仅深化了对土地争夺政治经济的理解，也为旨在遏制剥夺和支持社区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关键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