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和青少年（0-14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负担的全球、区域及国家趋势：30年分析及未来预测（1990-2036年）

《Psychiatry Research》：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trends in the burden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0-14 years): A 30-year analysis and future projections (1990-2036)

ADHD在0-14岁儿童中的全球疾病负担呈上升趋势，区域/性别/SDI水平差异显著，高SDI地区负担增速更快，需针对性预防干预和资源优化。

　　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影响广泛且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神经发育障碍。该研究通过分析全球疾病负担数据（GBD 2021），从1990年至2021年，对0至14岁儿童的ADHD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社会经济指数（SDI）水平下的变化趋势。研究还采用洛斯回归（LOESS）、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Bayesian Age-Period-Cohort）和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等方法，以揭示ADHD在时间、队列和空间维度上的分布特征。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有助于理解ADHD的流行病学动态，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ADHD的全球流行率估计在5%至8%之间，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GBD研究，ADHD是年轻人群中导致伤残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5至14岁年龄段，它位列第六位的伤残年数（YLDs）贡献者。此外，ADHD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也有显著贡献，凸显了其长期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该障碍通常会持续到成年，并与学业成就、社会关系和长期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显著损害相关联。因此，对ADHD的研究不仅关乎个体健康，更涉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

研究中选取的0至14岁年龄段基于发展神经生物学和临床流行病学的理论基础。这一阶段涵盖了大脑成熟的关键窗口期，特别是在前额叶皮层和调控注意力、冲动控制及执行功能的神经回路方面，其发展对ADHD的发生和表现具有重要影响。早期儿童（0至5岁）和中期儿童至早期青少年（6至14岁）是ADHD症状通常首次显现并最易被识别和干预的阶段。因此，了解这一年龄段的ADHD负担，对于制定有效的早期干预策略和资源分配方案至关重要。

全球范围内的ADHD负担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例如，在许多亚洲国家，由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文化污名以及医疗基础设施的不均衡，ADHD的识别和管理面临较大挑战。此外，SDI（社会经济指数）的差异也对ADHD的负担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何种SDI水平下，ADHD的负担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其中，高SDI和高中SDI地区表现出比中SDI地区更高的年度百分比变化（AAPCs），这表明这些地区的ADHD负担增长速度更快，且需要更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2021年的数据表明，ADHD的负担在大多数地区略有上升。在低SDI地区，女性ADHD负担指标（包括患病率、发病率和DALYs）的变化趋势与男性有所不同。此外，研究还发现，随着SDI的提升，ADHD的患病率、发病率和DALYs均呈现上升趋势，高中SDI地区的变化幅度是中SDI地区的两到五倍。这说明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ADHD的负担更为严重，可能与更复杂的社会环境、更高的生活压力以及更频繁的社交互动有关。

通过对不同SDI水平下的DALYs分解，研究揭示了流行病学变化和人口增长对ADHD负担的不同影响。在低SDI地区，人口增长对ADHD负担的贡献相对较小，而主要依赖于流行病学的变化。相比之下，在高SDI地区，人口增长对ADHD负担的增加起到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这表明，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可能加剧ADHD的负担，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早期筛查和干预措施。

研究的预测结果显示，到2036年，0至14岁儿童的ADHD负担预计将进一步上升，增幅可能在4.2%至8.6%之间。这一趋势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ADHD的负担将在未来继续增加，对社会资源和公共健康体系构成更大的挑战。因此，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此外，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扰乱了日常学习和生活节奏，限制了他们获取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增加了家庭压力。这些因素可能加重ADHD症状，延缓及时的诊断和干预。因此，在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新兴的社会和环境因素，以确保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和实践意义。首先，全球范围内ADHD的负担略有上升，并且预计将继续增长，这表明各国需要加强对ADHD的监测和研究。其次，ADHD的负担在不同地区、性别和SDI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例如，低SDI地区需要加强诊断系统和公共卫生体系，而高SDI地区则需要更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此外，面对快速人口增长的国家，应优先考虑早期筛查和干预，以减少ADHD的长期影响。

研究还强调了制定针对国家具体情况的策略的重要性。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和医疗资源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根据这些因素制定适合本国的干预措施。同时，借鉴在ADHD管理方面表现较好的国家的经验，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干预效果。这种因地制宜的策略不仅能够有效应对ADHD的负担，还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合作和知识共享。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为未来全球健康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分析ADHD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趋势，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并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此外，研究还指出，ADHD的负担不仅影响个体，还可能对教育成果、社会融合和共病心理问题产生长期影响，因此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干预。

综上所述，ADHD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不同地区、性别和SDI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面对这一挑战，各国需要加强诊断系统、优化干预措施，并关注快速人口增长对ADHD负担的影响。同时，通过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策略，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有效应对ADHD的负担，促进全球公共卫生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