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金融素养与赌博行为的系统评价

本综述系统评估了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与赌博行为间的关联，指出低金融素养可能是问题赌博（Problem Gambling）的风险因素。多数研究表明，提升金融素养或可降低赌博频率，但针对赌博问题（如DSM-5定义的赌博障碍）的研究仍有限。未来需结合更稳健的测量工具（如PGSI、SOGS）及跨文化视角深入探索其机制与应用潜力。

　　

引言

赌博是一种全球流行的娱乐活动，但对部分人群而言，它可能发展为问题行为，导致严重的财务与心理后果。问题赌博（Problem Gambling）被定义为对个人、社交网络或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赌博行为，涵盖从非临床问题到符合DSM-5诊断标准的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近年来，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作为影响财务决策的关键能力，被探讨其与赌博行为的潜在关联。金融素养通常指对金融概念的理解、风险认知及应用能力（OECD, 2014），但其测量方式多样，缺乏统一标准，例如常用“Big 3”（通胀、复利、分散投资知识）或“Big 5”简版工具，亦有研究采用主观自信度或多维量表（如Wang等2023年的20项知识测试）。

方法

本研究遵循PRISMA指南，系统检索PsycInfo等8个数据库中2024年1月前的英文实证研究，最终纳入9篇文献。样本量从627至26,566不等，覆盖美国、泰国、奥地利、中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研究多采用横断面设计，聚焦赌博频率而非问题赌博，仅两项研究直接评估问题赌博（Wang等2023；Grable等2021）。金融素养测量以客观知识测试为主（8/9研究），赌博测量则多依赖单一条目频率问题。

结果

主要发现

六项研究显示金融素养与赌博频率呈显著负相关（如Amonhaemanon 2022, 2023；Becchetti等2018）。例如，Cho（2022）发现金融素养越高，彩票购买频率越低；Watanapongvanich等（2021）在日本样本中验证此关联，并通过教育水平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两项研究报道负向关联未达统计显著性（Razen等2021；Watanapongvanich等2022），仅Grable等（2021）发现主观金融素养自信度与高风险赌博（如单日工资投注）呈正相关，但该研究未测量客观金融知识。

测量工具异质性

金融素养测量高度不统一：三项研究使用“Big 3”，两项扩展“Big 3”添加条目，一项用“Big 5+1”，一项仅用两项（Razen等2021），Wang等（2023）则开发了涵盖知识、能力、价值观的多维量表。赌博测量中，七项研究聚焦频率（如年次数或金额×频率复合指标），仅Wang等（2023）采用19项量表评估生活影响、强迫性等维度，Grable等（2021）以单一条目间接反映问题赌博风险。

方法论质量

研究样本量大且多控制混淆变量（如人口学因素），但普遍存在报告不完整：部分未明确年龄、性别分布（如Amonhaemanon 2022, 2023），心理测量属性罕有报告（仅Wang等2023提供信效度）。短量表使用限制可靠性评估，且文化差异（如彩票在泰国vs.澳大利亚的风险感知差异）可能影响结果可比性。

讨论

关联机制与矛盾发现

金融素养可能通过降低财务动机赌博（如误解赌博盈利性）而减少参与，这与金融素养促进理性决策的文献一致（Lusardi, 2019）。然而，Grable等（2021）的相反发现提示：主观自信可能与客观知识脱节，导致过度自信者更冒险；或问题赌博阶段理性决策失效（Watanapongvanich等2022）。文化背景亦为关键调节变量——赌博可及性、社会接受度（如美国vs.中国）及动机差异（娱乐vs.财务）可能削弱金融素养的保护作用。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当前研究多依赖横断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赌博测量未能充分捕捉问题赌博核心特征（如强迫性、情感调节），建议未来采用PGSI或SOGS等标准工具。金融素养需同时评估主观与客观维度，并探索其与赌博动机（如财务压力、社交需求）的交互作用。跨文化比较需统一测量工具，避免国别差异与方法学差异混淆。

实践意义

若因果成立，金融素养教育或成预防赌博危害的有效策略。Berg与Zia（2017）在南非肥皂剧中嵌入财务课程，成功减少家庭赌博，证明大众媒体干预的潜力。针对高风险群体（如低素养高自信者）的定制化教育可能更具针对性。

结论

金融素养与赌博行为总体呈负相关，但其对问题赌博的保护作用仍需更多证据支持。未来研究需克服测量异质性、文化偏见及纵向数据缺失等局限，以明确金融素养在赌博防治中的价值。统一工具、探索动机中介机制及开发创新干预手段将是关键推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