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取向对浪漫关系情绪相互依赖的调节作用：基于动态结构方程模型的探索

本综述采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深入探讨了成人依恋取向（焦虑与回避维度）对浪漫关系中情绪相互依赖的调节机制。通过对54对日本同居伴侣的体验抽样研究，揭示了情绪在伴侣间的动态传递规律（emotional interdependence），并发现女性依恋回避显著抑制负面情绪的伴侣间传递。该研究为理解亲密关系中的情绪调节策略（hyperactivating/deactivating strategies）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对改善伴侣关系质量具有临床指导价值。

　　

研究背景与意义

浪漫关系作为个体终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伴侣日常情绪体验的持续互联性。这种随时间推移形成的情绪联动现象被定义为情绪相互依赖（emotional interdependence），其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论路径：一是关注伴侣情绪随时间共变的情绪同步性（emotional synchrony），二是聚焦个体先前情绪对伴侣当前情绪变化的预测作用——即情绪传递（emotional transmission）。后者通过纳入时间依赖性与时序成分，更能揭示情绪相互依赖的序列性与动态本质，同时有利于识别伴侣间的方向性影响。

成人依恋与情绪调节的理论框架

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早期关系经验通过与依恋对象的互动塑造出个体关于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这些相对稳定的认知情感图式最终形成依恋取向（attachment orientations）。现代依恋研究将其解构为两个正交维度：焦虑维度反映对抛弃的过度恐惧与自我价值否定，回避维度则表现为对亲密的情感疏离与自我依赖倾向。这两个维度通过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影响关系互动：高焦虑个体采用过度激活策略（hyperactivation strategies），通过放大负面情绪表达来获取关注；高回避个体则运用去激活策略（deactivating strategies），通过抑制情绪体验与表达维持情感独立。

依恋取向对情绪相互依赖的双路径调节机制

情绪相互依赖的形成依赖于互动过程中的情绪感知与表达双路径。在感知路径方面，高焦虑个体对伴侣情绪线索存在注意偏向，易感知负面信号却弱化积极信号；高回避个体则倾向于忽视伴侣的情绪需求。在表达路径方面，高焦虑个体通过情绪放大增强情绪可见性，而高回避个体通过情绪抑制降低情绪可读性。此外，伴侣物理分离时的情绪相互依赖现象提示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重要作用——高焦虑个体通过关系沉思（rumination）持续受伴侣情绪影响，而高回避个体借助认知疏离（cognitive distancing）阻断这种影响。

研究方法学创新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体验抽样法（ESM）对54对日本异性同居伴侣进行14天、每天4次的密集纵向数据采集，运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构建双水平分析框架。在组内水平，模型同时控制情绪惯性（emotional inertia）——个体自身先前情绪对当前同类情绪的持续影响，以及情绪钝化（emotional blunting）——个体自身异类情绪间的相互抑制，从而纯净提取伴侣间的情绪相互依赖效应。在组间水平，将依恋焦虑与回避维度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分别考察情绪表达（自身依恋特征对伴侣情绪的影响）与情绪感知（伴侣依恋特征对自身情绪的影响）两条路径的调节作用。

核心研究发现

情绪相互依赖呈现显著性别不对称性：男性的积极情绪能正向预测女性后续积极情绪（b=0.085, p<0.01），负向预测女性负面情绪（b=-0.030, p<0.05），而反向路径未达显著水平。这可能与日本社会性别权力差异及女性关系导向的自我建构特性相关。在情绪动态特征方面，男女均呈现显著的情绪惯性（积极情绪：男性b=0.226，女性b=0.173；消极情绪：男性b=0.300，女性b=0.278），且存在消极情绪对积极情绪的钝化效应（男性b=-0.129, p<0.01；女性b=-0.071, p<0.05）。

依恋取向的调节作用集中体现在女性回避维度：高回避女性显著抑制自身负面情绪向男性伴侣的传递（b=-0.056, p<0.05）。简单斜率分析显示，低回避女性其负面情绪对男性伴侣有显著影响（b=0.086, p<0.05），而高回避女性该路径不显著（b=-0.029, p>0.05）。此外，男女双方的依恋回避均预测女性日常更高的负面情绪水平（男性回避维度：b=0.219, p<0.05；女性回避维度：b=0.273, p<0.01）。

伴侣共在情境的补充分析

伴侣共在状态强化积极情绪的相互依赖：当男性与伴侣共处时，其积极情绪对女性积极情绪的影响增强（b_men×PA=0.170, p<0.001）；女性共在状态同样增强其积极情绪对男性情绪的影响（积极情绪：b_women×PA=0.180, p<0.001；消极情绪：b_women×PA=-0.025, p<0.01）。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共在状态后，女性依恋回避对负面情绪传递的抑制效应仍然显著（b=-0.059, p<0.05），表明该调节机制不仅通过面对面互动的情绪表达抑制，更可能通过影响伴侣心理表征的构建实现——高回避个体限制伴侣对其情绪状态的认知访问，导致分离时期情绪推断困难。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受限于样本量（54对伴侣）与模型复杂度，统计检验力不足可能掩盖部分真实效应。未来研究需扩大样本规模，并纳入关系满意度、人格特质等协变量以提高模型精度。此外，当前模型未直接测量伴侣情绪感知过程，未来可在DSEM框架中整合伴侣感知数据，深入解析情绪相互依赖的形成机制。尽管情绪相互依赖常被视为健康关系的标志，但其与关系质量的关联仍需进一步验证，特别值得探索依恋取向是否通过情绪相互依赖路径影响伴侣幸福感。

该研究通过创新方法学框架推进了亲密关系情绪动力学研究，为理解依恋取向如何塑造伴侣情绪互联提供了精细化的理论图景与实证基础，对开发针对性的伴侣关系干预策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