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驱动因素：治理质量与能源安全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聚焦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因素，针对治理质量(QOG)和能源服务(EUS)的研究空白，采用FM-OLS和DOLS模型分析1970-2022年数据。研究发现QOG(系数1.612)和EUS(系数2.930)显著促进FDI流入，而金融发展(FDT)呈抑制作用(系数-1.019)。该研究为新兴经济体优化投资环境提供了政策依据，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外商直接投资(FDI)被视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马来西亚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其FDI存量从2000年的540亿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2440亿美元，但传统研究多聚焦市场规模等宏观因素，对治理质量(Quality of Governance, QOG)和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 EUS)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探讨。这成为制约马来西亚进一步提升FDI吸引力的关键瓶颈。

为破解这一难题，Waqar Ameer团队在《Sustainable Futures》发表开创性研究。研究人员构建了包含腐败控制、法治水平和行政效能的三维QOG指数，结合能源服务等变量，采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ynamic OLS, D-OLS)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ully Modified OLS, FM-OLS)两种前沿计量模型，对马来西亚1970-2022年的时序数据展开系统分析。研究特别关注了金融发展(FDT)、人力资本(HUC)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变量的调节作用。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团队整合世界银行(WDI)和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等多源数据，运用ADF和PP检验确保变量平稳性。通过构建VIF<2的模型有效规避多重共线性，采用Lasso CV、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服务变量采用人均能源消耗的对数形式，而QOG指数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合成。

【研究结果】

4.1 治理质量的杠杆效应

FM-OLS显示QOG系数达1.612(p<0.01)，证实假设H1。这表明完善法治和减少官僚成本能使FDI流入提升161.2%，与Kaufmann的制度理论高度吻合。

4.2 能源安全的战略价值

EUS系数高达2.930(p<0.01)，支持假设H2。研究首次量化显示：能源基础设施每提升1个单位，可带动FDI增长293%，印证了资源依赖理论的预测。

4.3 人力资本的乘数效应

HUC通过FM-OLS检验(系数0.372,p<0.01)，验证假设H3。这与Becker人力资本理论一致，证明技能密集型产业更倾向投资教育发达地区。

4.4 全要素生产率的吸引力

TFP系数4.304(p<0.01)支持假设H4，揭示生产效率提升能产生430%的FDI拉动效应，为技术溢出效应提供新证据。

4.5 金融发展的双刃剑效应

FDT系数-1.019(p<0.01)颠覆假设H5，表明成熟金融市场可能通过加剧本土竞争抑制FDI，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认知。

【结论与启示】

该研究首次系统论证了治理改革与能源政策的协同效应：QOG和EUS的联合效应可使马来西亚FDI潜在增长454.2%。研究建议实施"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通过电子政务等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加速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现金融深度与FDI的负相关关系(p<0.01)为政策制定者敲响警钟，提示需在金融开放与外资保护间寻求平衡。

这项研究不仅为马来西亚制定《2025年投资促进纲要》提供科学依据，其构建的"治理-能源-投资"分析框架更为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提供了普适性方法论。正如研究者Xiao-Wen Zhu强调的，该成果揭示了制度质量与资源禀赋的乘数效应，对全球南方国家破解"投资洼地"困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