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的内在机制：动机与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研究

本研究针对教育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教师角色转变的挑战，探讨了教师信念(TBL)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教学行为(TBH)的影响路径。研究团队通过横断面调查设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517名高校教师数据，发现教师动机(TM)和自我效能(TSE)通过TBL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TBH。该成果发表于《BMC Psychology》，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建议通过提升TM和TSE来优化TBL，最终改善教学实践。

　　

随着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育模式的多元化转型，教师的角色定位正经历深刻变革。在这个数字化浪潮中，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有些教师能快速适应新型教学方式，而另一些却固守传统？这背后隐藏的"教师信念"（Teacher Beliefs, TBL）机制，成为破解教学行为差异的核心密码。

传统研究多聚焦中小学教师，对高校教师群体的TBL形成机制存在认知空白。更值得注意的是，先前文献往往忽视教师动机（Teacher Motivation, TM）和自我效能（Teacher Self-Efficacy, TSE）这两个关键心理因素的协同作用。这种理论缺口导致教师培训常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即便引入先进教学方法，若未触及信念系统的深层变革，教学行为（Teacher Behaviors, TBH）仍难实质性改善。

为解开这个教育"黑箱"，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整合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和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双框架，提出TM和TSE可能通过重塑TBL来间接影响TBH的假设。这项发表于《BMC Psychology》的研究，首次系统绘制了高校教师心理因素与教学实践的因果路径图。

研究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策略，通过"问卷星"平台收集中国三所高校（河南大学、商丘应用科技学院、开封大学）517名教师的横断面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数据分析，通过Bootstrap法（5000次重复抽样）验证中介效应。测量工具包含经过本土化验证的TBL量表（Cronbach's α=0.907）、TBH量表（α=0.931）、TSE量表（α=0.931）和TM子量表（α=0.887），所有量表均采用5点Likert计分。

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的直接关联

数据分析显示TBL对TBH存在显著正向预测（β=0.320，t=6.954），印证了Bandura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观点。具体而言，持"能力发展"信念（学生中心）的教师更倾向采用创新教学法，而持"知识传递"信念（教师中心）者则偏向传统讲授。这种信念-行为对应关系解释了约32%的教学行为变异。

动机系统的双重作用

TM不仅直接促进TBH（β=0.175），还通过TBL发挥更强中介作用（间接效应β=0.132）。内在动机型教师表现出更活跃的课堂互动（如及时表扬学生创意），而外在动机主导者更关注教学规范执行。这种"动机-信念-行为"链式反应，揭示了教师发展项目中激励机制的设计要点。

自我效能的杠杆效应

TSE展现出最强的预测力（总效应β=0.624），其中直接效应（β=0.452）和通过TBL的间接效应（β=0.172）均显著。高TSE教师更敢于尝试风险性教学创新，其信念系统呈现"我能行-学生能行"的双向强化特征。这为教师培训中"体验成功"环节的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信念的中介枢纽地位

中介分析证实TBL在TM/TSE与TBH间起互补中介作用（CPM型）。这意味着心理因素需先"内化"为信念系统，才能持续指导教学实践。例如，某位教师可能因培训（外部干预）提升TSE，但只有当其真正认同"学生自主探索价值"（TBL转变）后，才会稳定实施探究式教学（TBH改变）。

这项研究突破了传统教师发展研究的单向思维，构建出"心理驱动-信念转化-行为输出"的立体模型。其理论价值在于：首次验证TBL在高校教师群体中的核心中介地位；实践意义则体现在为教师培训提供精准干预靶点——通过增强TM和TSE来催化TBL质变，最终实现教学行为改良。研究建议教育机构建立"动机-效能-信念"三位一体的支持系统，包括：设计自主选择式培训菜单（满足胜任需求）、建立教学创新奖励机制（增强外在动机）、创设教师学习共同体（促进信念社会化建构）。

未来研究可沿三个方向拓展：开发跨文化适用的测量工具，追踪教师信念的纵向演变，以及考察组织环境等调节因素。当前样本偏重中国高校教师的局限性也提示，需在不同教育体制下验证模型的普适性。这些深化研究将进一步完善教师发展的"基因图谱"，为全球教育质量提升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