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国家、制度与组织能力：系统综述与未来展望

这篇综述系统分析了2012-2023年间404篇文献，揭示灾害研究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和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的界定模糊性及其对DRM（灾害风险管理）政策实施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后相关研究激增，但70%文献缺乏明确定义，且多聚焦应急响应（Response Phase）而忽视预防（Prevention）和恢复（Recovery）阶段。

　　

Highlight

国家、制度与组织能力

国家能力概念源于对国家发展角色的探讨（Cingolani, 2013），尤其在战后与危机研究中形成四大领域：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冲突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制度能力则关注规则体系对社会互动的塑造力（Hodgson, 2006），例如语言规则和法律系统如何通过规范性共识影响灾害应对。组织能力在《仙台框架》（SFDRR）中被强调为跨部门协作的核心，涵盖私营机构、NGOs（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

研究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范围综述（SSR）方法，通过Parsifal平台六步分析2012-2023年文献。筛选标准聚焦明确讨论三类能力的英文论文，最终纳入74篇直接关联DRM的研究。文献计量显示2020年后论文占比70%，但仅6%涉及复合灾害（如疫情+气候事件）。

灾害类型与能力研究

尽管研究时段覆盖12年，2012年无符合条件文献。2020年新冠大流行催生大量研究，但仅4篇探讨多灾害叠加场景（如COVID-19与洪水）。热带气旋（32%）、洪水（24%）和流行病（18%）是最常分析的单灾种，反映研究偏好与突发事件相关性。

讨论

概念定义的缺失阻碍灾害科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对话（Marchezini, 2020a）。36种关联能力（如“社区韧性”“领导力”）的混用暴露术语混乱，而73%文献将国家能力简化为“资源可用性”，忽视制度变革潜力。

结论

本综述揭示DRM能力研究的三重矛盾：定义模糊性、应急响应偏倚（占分析文献的68%）、以及跨学科整合不足。未来需构建统一术语框架，并加强预防阶段的能力机制研究。

第二个Conclusion

（注：此处为小标题保留，实际内容与第一个结论部分合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