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COVID-19大流行期间基于记录的孕产妇死亡率研究：2020-2021年特征、预测因素及区域差异分析

本研究针对COVID-19大流行对埃及孕产妇健康的影响，通过分析2020-2021年四省541例孕产妇死亡记录，发现COVID-19相关死亡占25.3%，且2021年风险较2020年显著增加（aOR=3.32）。研究揭示下埃及地区（aOR=5.15）和医院转诊拒绝（aOR=8.72）是主要预测因素，孕产妇死亡率比（MMR）在部分省份显著上升（如Fayoum从39.25增至71.65）。该成果为危机中孕产妇保健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MM）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和医疗体系效能的核心指标。尽管过去几十年埃及的MMR从1990年的174/10万活产显著降至2020年的17/10万，但COVID-19大流行的突然冲击让这一进展面临严峻挑战。既往研究表明，孕妇因免疫和心肺系统的特殊适应性更易受呼吸道病毒感染，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孕妇死亡率就曾激增。当SARS-CoV-2席卷全球时，埃及医疗系统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哪些因素加剧了孕产妇风险？这些问题亟待科学解答。

为回答这些问题，Shaimaa Abdallah Gebili等学者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了基于埃及国家孕产妇死亡监测系统的记录研究。团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上埃及（Assiut、Fayoum）和下埃及（Kafr El-Sheikh、El-Behira）四省2020-2021年541例孕产妇死亡数据，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COVID-19相关死亡预测因素，并计算MMR趋势。研究巧妙利用国家监测系统数据，结合PASS软件计算样本量（需55,556活产以确保MMR估计精度），采用IBM SPSS 28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卡方检验、趋势分析和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

主要结果呈现三个维度发现：

1. 死亡人群特征

研究样本平均年龄28.9±6.4岁，37.7%死亡发生在Assiut。值得注意的是，97.6%孕妇接受过产前检查（70.8%通过私立医生），但25.3%确诊COVID-19。直接产科原因占47.5%，以产后出血（30.7%）、子痫前期（25.7%）为主；间接原因中呼吸系统疾病（45.4%）和心血管疾病（35.2%）突出。剖宫产（CS）比例高达45.1%，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提示手术指征把控可能存在隐患。

2. COVID-19相关死亡预测因素

2021年COVID-19相关死亡风险是2020年的3.32倍（95%CI:1.90-5.81）。地域差异显著：下埃及风险是上埃及的5.15倍（95%CI:2.61-10.18），Kafr El-Sheikh省48.3%死亡与COVID-19相关。最触目惊心的发现是拒绝医院转诊者的死亡风险激增8.72倍（95%CI:1.73-44.0），反映疫情恐惧导致的就医延迟带来致命后果。

3. MMR时空演变

全国MMR从2018年43.1升至2021年62.4，但未达统计学显著性（p=0.236）。然而Fayoum省MMR从39.25飙升至71.65（p<0.001），Kafr El-Sheikh从36.44增至56.6（p=0.032）。COVID-19特异性MMR在2021年达22.64/10万活产，较2020年8.14呈2.8倍增长，其中Kafr El-Sheikh增幅最大（8.94→32.52，p<0.001）。

结论与启示

这项研究首次系统揭示COVID-19如何重塑埃及孕产妇死亡格局：一方面，病毒本身成为25%孕产妇死亡的直接推手；另一方面，疫情引发的医疗资源挤兑和就医延迟（表现为高剖宫产率和转诊拒绝）间接放大了传统产科风险。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打破"全国MMR变化不显著"的表象，指出Fayoum等省份的危机已亮起红灯。

该成果为后疫情时代孕产妇保健提供三重政策启示：①需加强呼吸道传染病孕产妇筛查和ICU资源配置；②通过社区教育消除"医院感染恐慌"；③针对上埃及（如Assiut）和下埃及（如Kafr El-Sheikh）的不同风险特征制定区域化干预方案。正如作者强调，只有将COVID-19应对纳入孕产妇保健体系，才能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将全球MMR控制在70/10万以下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