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初期负面情绪如何重塑信息参与与信任机制——基于中国COVID-19疫情的网络调查研究

本研究针对COVID-19疫情初期公众负面情绪对信息参与及多对象信任的影响机制展开调查，通过全国1568份问卷数据发现：负面情绪通过促进信息参与间接提升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但对医护人员及人际信任无显著影响，为危机沟通策略提供了文化特异性理论依据。

　　

当COVID-19疫情在2020年初爆发时，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隔离政策将人们困在家中，网络成为获取信息和情感宣泄的主要渠道。这种特殊情境下，公众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恐惧和愤怒持续蔓延，而信息获取方式和信任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理解这一特殊时期情绪、信息行为和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完善危机管理和风险沟通策略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对负面情绪与信任的关系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负面情绪会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愤怒等情绪可能增强特定对象的信任。这种分歧提示我们，信任的形成可能高度依赖于文化背景和危机阶段。中国作为集体主义文化和高权力距离社会的典型代表，其公众在危机中的信任机制可能与西方国家存在系统性差异。此外，疫情期间不同对象（如政府、科学家、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获得的信任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别，但这一现象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为解答这些问题，Zhiming Liu等研究团队在《Onlin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Informatics》发表论文，通过全国性网络调查收集了2020年1月31日至2月9日期间1568名中国成年人的数据。研究采用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RISP)作为理论框架，重点分析负面情绪如何通过信息参与影响对四类对象的信任：政府、科学家、医护人员和人际网络（家人、朋友和陌生人）。通过PROCESS Macro（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5000次bootstrap抽样验证结果稳定性。

关键方法学要点

研究通过专业调查平台Sojump采集覆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样本，采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量表测量负面情绪（恐惧、焦虑等5维度，Cronbach α=0.79）、信息参与（点赞、转发等5行为，α=0.72）及四类信任（政府α=0.85、科学家α=0.79等）。通过注意力筛查排除无效问卷，最终样本平均年龄31岁，男女比例均衡，教育程度偏高（69%具大学学历）。

研究结果

负面情绪与信息参与的关联

数据分析验证了H1假设：负面情绪显著正向预测信息参与行为（B=0.219，P<0.001）。这表明在危机初期，情绪困扰越严重的个体，越倾向于通过点赞、转发等方式参与疫情相关信息传播。

信任差异的发现

针对RQ1的解答显示：负面情绪直接提升对政府（B=0.191）和科学家（B=0.184）的信任，但降低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对人际信任无显著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参与在政府/科学家信任中起中介作用——负面情绪通过增加信息接触，间接强化对这些权威机构的信任（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16和0.012）。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揭示了危机信任机制的三个关键特征：首先，中国公众对"非人格化"权威（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呈现"情绪-信息"双路径强化模式，这可能源于集体主义文化对体制的天然依赖。其次，医护人员作为"人格化"权威却遭遇信任流失，反映了疫情初期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的公众观感。最后，人际信任的稳定性说明亲密关系网络在危机中保持韧性，但对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可能阻碍防疫合作。

从理论角度看，该研究拓展了RISP模型的应用边界，证实情绪驱动下的信息行为会选择性增强特定对象信任。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危机沟通应差异化对待不同信任对象：对政府和科学家可借助情绪唤醒策略增强公信力，而对医护人员则需通过改善工作条件重建信任。这些发现为理解非西方语境下的危机心理反应提供了宝贵案例，也为未来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体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教育水平偏高、未测量中央与地方政府信任差异等。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不同信息渠道（如社交媒体vs官方媒体）对信任路径的调节作用，以及负面情绪各维度（如愤怒vs恐惧）的差异化影响。这些延伸探索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危机沟通复杂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