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否降低女性结婚概率？来自中国高校扩招的证据

本文利用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户籍制度差异构建工具变量，发现高等教育对女性婚姻存在显著正向因果效应，颠覆了"剩女"现象的传统认知，为理解教育扩张与婚姻市场关系的机制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中国社会，"剩女"现象长期被视为高等教育扩张的副产品——高学历女性因教育年限延长、择偶标准提高而面临婚姻市场困境。然而，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黄斌团队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发表的最新研究，通过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揭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高等教育本身不仅不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反而显著提升了婚姻可能性。这一发现对理解教育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

研究团队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创新性地以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作为自然实验，构建了基于户籍制度与出生队列的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19,581名23-47岁女性样本，发现每增加一年受教育年限，女性结婚概率提升12.9个百分点（p<0.01）。这一效应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更为显著，表明地域文化差异对教育-婚姻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利用高校扩招前后出生队列（1980年分界）与城乡户籍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2）控制省份-户籍交互固定效应以排除计划生育政策干扰；3）通过过度识别检验验证工具变量外生性（Sargan检验p=0.47）；4）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包括不同年龄截断点和户籍定义时点。

实证结果揭示多重发现

首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存在严重偏误——未控制内生性时显示教育与婚姻负相关，但工具变量修正后效应方向完全逆转。这种差异表明，传统观察到的"高学历女性低结婚率"现象主要源于自我选择偏差：事业心强、婚姻意愿低的女性更可能追求高等教育，而非教育本身导致婚姻困难。

其次，教育扩张显著促进教育同质婚配（assortative mating）。跨队列分析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与同等学历男性结婚的比例达61%，较前扩招时期上升11个百分点。尽管高等教育性别比例逆转（女性占比超50%），但传统的"上迁婚"（status hypergamy）模式仍未根本改变，表明文化惯性的强大影响力。

第三，地域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对婚姻的正向效应在沿海地区（系数0.156）比内陆（系数0.093）高68%。这印证了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性别观念更平等，能更快适应教育性别结构变化带来的婚姻市场调整。

机制探索与政策启示

研究人员进一步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省份层面传统性别观念指数每下降1个单位，本地户籍高学历女性结婚率上升5.2%。这表明性别平等程度是调节教育-婚姻关系的关键中介变量——在保守地区，高学历女性确实面临更严峻的婚姻市场约束。

该研究颠覆了公众对"教育导致剩女"的刻板认知，证明高等教育通过提升女性经济地位、扩展社交圈层等途径实质促进婚姻形成。真正的困境源于婚姻市场未能及时适应教育性别结构变革，而非教育扩张本身。研究建议通过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推动性别平等文化建设等措施加速婚姻市场调整，而非质疑女性受教育权利。

这项研究的方法学创新尤为突出：通过户籍制度与教育政策的交互效应构建工具变量，为破解社会科学内生性问题提供范本；融合定量因果推断与质性机制分析，深化了对教育-婚姻复杂关系的理解。其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语境，对经历类似教育性别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