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抑郁临床与亚临床状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功能影响：来自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抑郁谱系（包括重性抑郁障碍MDD和阈下抑郁SD）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功能影响展开调查。通过对香港2295名12-17岁青少年的结构化诊断访谈，发现SD患病率（7.8%）高于MDD（4.3%），且两者均以女性为主。SD组虽未达诊断标准，但61.5%共病其他精神障碍，20.6%存在严重功能损害。研究提示SD需引起临床重视，并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症的高发阶段，但临床上除了达到诊断标准的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还存在大量未达诊断阈值却具有显著影响的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 SD）。这类状态虽未被正式列为精神疾病诊断，却与功能损害、共病风险及后续发展为MDD密切相关。目前针对亚洲青少年群体的流行病学数据缺乏，且SD的临床特征与功能影响尚未明确。为此，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横断面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研究团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香港64所中学招募2295名12-17岁青少年，通过《诊断访谈量表儿童版第五版》（DISC-5）结合自评与 caregiver（照顾者）报告评估MDD与SD的12个月患病率。SD定义为存在至少2项抑郁症状（其中1项为抑郁情绪/易怒或快感缺失），持续2周以上但未达MDD诊断标准。同时采用DISC-5功能损害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评估功能结局与主观幸福感。

4.1. 样本特征

研究发现MDD与SD的患病率分别为4.3%和7.8%，且SD显著高于MDD（95%置信区间无重叠）。两组均以女性为主（MDD女性占比69.4%，SD为58.7%），女性发生MDD与SD的比值比（OR）分别为3.12和1.97。年龄分布无显著组间差异。

4.2. 症状与共病特征

MDD组所有9项抑郁症状（依据DSM-5标准合并为抑郁/易怒情绪、快感缺失、食欲/体重改变、睡眠障碍、精神运动性改变、疲劳、无价值感、注意力困难、死亡念头）的 endorsement（报告率）均高于SD组，其中疲劳症状的组间差异最大（OR=23.77）。共病方面，MDD组84.7%至少患有一种其他精神障碍（以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症、社交焦虑障碍为主），SD组也高达61.5%。MDD组的共病风险是SD组的3.43倍。

4.3. 功能与主观幸福感

MDD组的功能损害评分（9.37±3.46）显著高于SD组（4.27±4.11），且72.4%的MDD患者报告至少1项严重损害。SD组中20.6%存在严重功能损害。主观幸福感（SWLS评分）呈现梯度下降：HC组最高（24.92±5.59），SD组次之（21.26±7.27），MDD组最低（17.30±6.91）。

4.4. 症状与结局的关联分析

回归分析显示，在MDD与SD合并组中，“抑郁/易怒情绪”与“注意力困难”是功能损害的最强预测因子（分别解释17%方差）；而“死亡念头”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即使控制组别（MDD vs SD）后，这些关联仍然显著。

5.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亚洲青少年群体中系统比较了MDD与SD的流行病学特征与功能影响。SD的高患病率与共病率提示其不应被视为“健康”状态，而可能是抑郁谱系的重要环节。女性优势、共病模式及症状特异性关联（如注意力困难对功能的显著影响）均与MDD相似，支持SD作为临床 continuum（连续体）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SD组中20.6%的严重功能损害率凸显了早期识别的必要性。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且COVID-19 pandemic（疫情）期间的数据收集可能影响结果泛化性。然而，其严谨的诊断方法（DISC-5访谈）与代表性样本为结论提供了可靠性。未来研究应关注SD向MDD的转化机制，并探索针对特定症状（如注意力困难）的早期干预策略。本研究呼吁临床工作者与教育系统加强对SD的筛查与干预，以减轻其功能影响并阻断抑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