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下的ESG战略价值：制度情境与所有权性质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针对新兴市场企业如何通过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实践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绩效提升这一核心问题，采用中国3300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了"技术创新-ESG-绩效"的调节中介模型。研究发现：技术创新通过提升Huazheng ESG评分2.80-2.90个单位、Wind ESG评分3.60-3.70个单位间接提高ROA 1.5%-2.1%，但市场估值（Tobin's Q）呈现负向效应；非国有部门发展（DNS）对国企创新-ESG关系的正向调节更强，而要素市场发展（FMD）和法律制度环境（LIE）对非国企作用更显著。该研究为新兴经济体可持续转型提供了制度适配性策略框架。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中，企业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环境社会治理（ESG）的关系成为关键命题。尽管ESG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但新兴市场特有的制度复杂性导致企业面临"创新投入难以转化为可持续价值"的困境。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分权化治理体系下各省份市场化程度差异显著，加之国企与民企并存的二元结构，使得ESG实践效果呈现高度情境依赖性。这种制度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通过ESG将创新优势转化为绩效优势，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亟待破解的"黑箱"。

詹姆斯库克大学商业、法律与治理学院（James Cook University, College of Business, Law & Governance）的Li Xian Liu团队在《Sustainable Geosciences: People, Planet and Prosperity》发表的研究，首次构建了"制度情境-所有权性质"双调节模型。研究人员收集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整合Huazheng和Wind双ESG评分体系，运用Hayes调节中介分析法，通过构建R&D强度、授权专利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多维交互项，揭示了ESG在创新价值链中的传导机制。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采用中国省级市场化指数NERI的五个维度（政府-市场关系GMR、非国有部门发展DNS等）量化制度质量；2）通过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检验中介效应；3）构建三阶交互项（创新×制度质量×所有权性质）识别二阶调节效应；4）使用Hadlock-Pierce指数（HP Index=-0.737×Size+0.043×Size²-0.040×Age）控制融资约束。

研究结果呈现四大发现：

1. ESG的差异化传导路径

   技术创新通过提升ESG评分间接提高ROA（间接效应0.052-0.114），但降低Tobin's Q（-0.122至-0.319），反映资本市场对ESG投入的短期成本敏感。具体而言，Huazheng ESG每提升1单位带动ROA增长2.1%，Wind ESG提升1.5%，证实ESG在会计绩效维度的战略价值。

2. 制度质量的调节图谱

   要素市场发展（FMD）和法律制度环境（LIE）显著增强创新-ESG关系（p<0.01），尤其在非国企样本中，显示完善产权保护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非国有部门发展（DNS）的调节效应在国企样本更强（β=0.016，p<0.05），印证"竞争压力驱动国企ESG响应"的独特机制。

3. 所有权性质的二阶调节

   三阶交互分析揭示：在DNS高水平区域，国企ESG对创新的弹性比民企高18.7%，而FMD和LIE对民企的边际效应高出23.4%。这种"制度适配性分化"源于国企的政策资源与民企的市场敏捷性差异。

4. 稳健性验证

   替换授权专利作为创新指标后，DNS×SOE交互项仍显著（p<0.1），且FMD对国企Tobin's Q的调节系数达0.055，证实结论的稳定性。

讨论部分提出三重理论贡献：首先，将ESG从合规工具重新定义为"创新价值转化器"，拓展了资源基础观（RBV）在可持续领域的应用；其次，通过解构省级市场化指数，揭示GMR、DNS等子维度对ESG的差异化塑造作用；最后，发现所有权性质决定企业最适配的制度环境类型——国企受益于竞争性政策（DNS），而民企依赖保障性制度（LIE/FMD）。这些发现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9（产业创新）、SDG12（负责任消费）和SDG16（法治建设）的协同推进提供了微观证据。

政策启示在于：监管部门应实施"分类指导"策略，对国企强化市场竞争激励，对民企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投资者需区分ESG的运营效益（ROA）与估值效应（Tobin's Q），建立跨期绩效评估体系。该研究为新兴经济体破解"ESG绩效悖论"提供了制度设计蓝图，也为全球可持续金融实践贡献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