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巴布亚土地剥夺与本土抵抗的政治经济学：从底层视角解析土地控制权分化与资本主义扩张的对抗

这篇研究深入剖析了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地区在棕榈油和木材种植园扩张背景下，原住民群体对土地剥夺的两种典型抵抗模式：一是通过法律途径与环保NGO联盟捍卫传统土地权（如Malak氏族通过参与式测绘获得地方政府承认），二是通过"血浆计划"（Plasma）要求融入契约农业体系（如Marind部落通过路障抗议争取经济利益）。研究揭示了土地控制集团（tuan tanah）如何利用社会分化、国家法律碎片化（如OTSUS自治法案）和跨国NGO网络构建政治机会结构，同时指出性别（女性被排除土地继承）和阶级差异对抵抗运动的深刻影响。

　　

西巴布亚的土地控制权分化与抵抗政治

1 引言

作为印度尼西亚最后的雨林边疆，西巴布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土地掠夺——58家棕榈油企业已获得覆盖150万公顷的种植许可（IUP）。研究通过2019-2022年田野调查，揭示当地原住民在土地剥夺中的分化反应：主导氏族通过法律抗争捍卫土地，而边缘群体则寻求在"血浆计划"中获得经济利益。这种差异根植于殖民时期形成的土地控制体系，其中男性族长（tuan tanah）通过氏族继承制度垄断资源分配权。

2 历史背景与理论框架

1969年"自由选择法案"（AFC）的争议性通过后，印尼政府通过"特殊自治"（OTSUS）法案将传统土地权纳入法律体系，但实际仅承认使用权。Freeport金矿案例显示，国家与资本的共谋催生了"剥夺性积累"（Harvey 2003）的经典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氏族内部存在三重对抗关系：土地控制权、道德权威垄断，以及将女性排除在继承体系外的劳动性别分工。

3 土地控制集团的形成

Marind和Wambon部落的案例表明，传统领导体系（如ondoafi酋长制）与现代土地法规碰撞产生了新型控制集团。在Wambon部落，战胜氏族通过"pakas-anim"战争领袖获得土地分配权，而女性仅能通过嫁妆获取使用权。国家通过《23/2008地方法规》要求氏族提供科学证据证明传统领地，反而强化了tuan tanah的谈判地位——他们现在能直接将同意书转化为经济补偿。

4.1 反剥夺斗争

Malak氏族通过参与式测绘绘制3247公顷传统领地地图，在环保组织Pusaka支持下，成功促使Sorong县长撤销4家企业的许可证。关键策略在于：

• 利用OTSUS法案的漏洞，主张"飞地"权利

• 通过Change.org征集4万签名制造舆论压力

• 女性成员创新性地绘制"性别地图"，将森林定位为"完整超市"（提供食物、药材和仪式材料）

4.2 争取融入的斗争

Bio Inti Agrindo（BIA）公司的"一体化管理"血浆计划引发冲突——虽然建立了Mandob Sejahtera合作社，但原住民完全被排除在生产管理外。土地主LO的控诉极具代表性："我们必须深度参与，而不是做被动地主"。2023年，17个氏族通过传统路障（palang）迫使Dongin Prabhawa公司支付1.5亿印尼盾赔偿金，证明直接干扰生产链的"牛鞭效应"（Selwyn 2007）比法律诉讼更有效。

5 结论

研究揭示抵抗政治的双重悖论：环保NGO需要与原住民结盟反对毁林，却间接支持其融入毁林经济；法律承认传统土地权（adat）强化了族长权威，却加剧了氏族内部分化。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有产无产阶级化"现象——土地主名义拥有血浆土地却丧失控制权——正在重塑西巴布亚的农村阶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