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数字压迫：激进右翼政府中的技术威权主义

《Cogent Social Sciences》：Beyond digital repression: techno-authoritarianism in radical right governments

本文提出“技术威权主义”概念，分析巴西、以色列、匈牙利等民主国家在极右翼政府领导下如何通过AI监控、间谍软件和大数据技术实施社会控制，侵蚀民主制度。研究结合技术社会学研究，揭示技术工具如何与极右翼意识形态结合，形成隐蔽的威权治理模式，并探讨跨国科技公司在此过程中的角色。

　　在当代政治与技术的交汇点上，我们正目睹一种新的权力形式的崛起，它以技术为工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局限于传统的威权国家，而是逐渐在那些表面上属于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显现出来，尤其是在那些由极右翼政府主导的国家。本文探讨了技术威权主义的全球传播，特别是在以色列、巴西和匈牙利等国家的实践，揭示了这些国家如何通过先进的AI监控系统、间谍技术以及国家黑客手段，将技术作为控制和压制社会的工具，从而削弱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

技术威权主义的核心在于技术如何被用于强化政治权力，而非仅仅作为中立的工具。它不仅仅涉及对公民的直接监控，还包括通过算法预测、行为分析和数据整合，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精准干预。这种技术权力的扩张往往以“安全”“秩序”和“效率”为名，被包装成现代治理的必要手段，从而掩盖了其潜在的压制性本质。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这种权力形式也在不断深化，影响范围从网络空间扩展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甚至对特定群体的系统性监视和排斥。

极右翼政府在推动技术威权主义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通过立法和政策为技术监控提供合法性，还利用技术手段对政治对手、社会活动家、记者等进行压制。这种行为与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同，极右翼政府并未完全放弃民主形式，而是通过“技术中立”的话语，将监控、间谍活动和数据收集融入民主体制的日常运作中。他们以“民主”为名，行“威权”之实，使得技术的使用成为一种无声的权力扩张。

在巴西，极右翼政府在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领导下，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2018年，博尔索纳罗的当选标志着巴西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其中技术被广泛用于社会管理和安全监控。他执政期间，政府大规模采购了AI监控系统，包括人脸识别、行为分析和预测性警务技术。这些技术不仅用于打击犯罪，还被用于监视和打压反对者，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敏感议题时。此外，政府还通过与外国公司合作，获取了先进的间谍软件，如“First Mile”，用于监控社会活动人士和新闻工作者。这种技术监控的扩展，不仅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关系，还模糊了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界限，使得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工具。

在匈牙利，极右翼政府由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其执政已持续多年。奥尔班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改革和政治手段，逐步将技术监控纳入国家治理的核心。2010年之后，政府加强了对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反对派的控制，包括通过购买间谍软件，如“Pegasus”，对社会活动人士和记者进行监视。这种技术监控不仅涉及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还与社会排斥、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技术压制。此外，匈牙利政府还通过安装大量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系统，加强了对社会的监控。这些技术的引入和使用，使得政府能够以“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从而削弱了民主制度的独立性。

在以色列，技术威权主义的体现尤为明显。该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网络安全产业，还通过出口间谍技术，成为全球技术监控的重要推动者。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为代表的极右翼政权，利用AI监控系统和间谍软件，对社会活动人士、记者和政治对手进行系统性监视。这些技术被包装成国家安全和反恐的必要手段，从而在民主框架内获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监控技术的使用往往伴随着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和压迫，尤其是在涉及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时。技术在这里不仅成为一种权力工具，还强化了社会的分裂和不平等。

技术威权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这些国家中，技术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它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预测和行为监控，对社会进行深度渗透。这种技术权力的扩张，往往伴随着对民主制度的侵蚀，使得技术成为一种隐形的压制手段。在极右翼政府的推动下，技术的使用被重新定义，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甚至在没有正式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公民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打压。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动荡密切相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都面临挑战，极右翼力量因此得以崛起。这些政府往往以“恢复秩序”和“加强安全”为理由，推动技术监控的扩展。然而，这种扩展并非仅仅针对犯罪或恐怖活动，而是对整个社会进行系统性监控，特别是在对特定群体进行标签化和边缘化的过程中。技术在这里被用作一种工具，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从而巩固极右翼政府的权威。

技术威权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对社会权力结构的重塑。通过技术手段，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从而对社会行为进行预测和干预。这种能力使得政府能够在不直接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对社会进行控制。同时，技术的使用也模糊了国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界限，使得监控和间谍活动不再局限于国家机构，而是被外包给私人公司，从而加剧了技术权力的集中和滥用。

此外，技术威权主义还涉及到对技术伦理和社会影响的忽视。在许多国家，政府和企业往往以“技术进步”和“安全需求”为借口，忽视了技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还导致了对技术使用的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放松。在极右翼政府的推动下，技术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权威性，它不仅用于打击犯罪，还用于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技术威权主义的全球传播，使得民主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不仅影响了传统威权国家，还渗透到了那些拥有民主传统但正在经历政治危机的国家。这种技术权力的扩张，使得民主制度的边界变得模糊，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它通过数据和算法，对社会进行深度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探讨技术如何被用于压制和控制，成为理解当代政治局势的重要视角。

总之，技术威权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技术在政治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压制。这种现象在极右翼政府的推动下，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影响了民主制度的运作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面对这一趋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民主框架内，确保技术的使用不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