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堕胎相关身份标签来评估多布斯诉杰克逊案（Dobbs v. Jackson）对堕胎态度的影响：一项采用混合方法的纵向研究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Dobbs v. Jackson decision on abortion attitudes by abortion identity labels: a mixed-methods longitudinal study

本研究通过2022年两次波次的纵向调查，分析美国最高法院推翻Roe v. Wade案（即Dobbs案）对公众堕胎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90%受访者知晓该决定，56%反对；但68-73%的态度未发生改变。在态度变化的群体中，19-22%更支持合法堕胎，而6-13%更反对。开放回答分析表明，支持者关注个人权利和医疗访问受限，反对者强调胎儿权利保护。研究指出，公众态度超越传统的生命权与选择权二分法，呈现复杂多样性。

　　在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Dobbs v. Jackson）一案中推翻了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一判决对美国的堕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探讨这一重大法律事件对公众态度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一项纵向调查，分析了人们在判决前后的观点变化。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Wave 1）于2022年6月进行，覆盖1014名受访者；第二阶段（Wave 2）于2022年10月至11月进行，覆盖792名受访者。通过双变量分析，我们评估了人们对“多布斯”判决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不同堕胎身份子群体（如“生命至上”和“选择权”）中观点的变化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约90%）了解该判决，并且（约56%）对该判决表示不同意。同时，超过68%至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对于那些确实发生了态度变化的受访者，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堕胎合法化（19%至22%）而不是反对堕胎合法化（6%至13%）。通过分析开放式问题，我们发现，那些更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受访者通常认为该判决削弱了个人权利，增加了政府对个人选择的干预，并威胁了医疗保健的可及性。相反，那些更反对堕胎合法化的受访者则认为该判决强化了他们保护胎儿权利的信念。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主张彻底禁止堕胎，但这些人更倾向于支持更严格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自我认同为“两者/都不是/不愿回答”的受访者在该判决后更倾向于反对“多布斯”判决，并更支持堕胎合法化。此外，这些群体在对判决持不同意见上的不确定性也高于那些自我认同为“生命至上”或“选择权”的受访者。这些发现揭示了堕胎态度中的重要复杂性，表明公众意见并非简单地被划分为“生命至上”或“选择权”两个对立的范畴，而是存在更丰富的层次和多样性。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采用了一种混合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揭示了总体趋势，而定性分析则深入探讨了受访者改变态度的具体原因。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的态度在判决后保持不变，这与已有的理论框架一致，即一旦形成对敏感议题（如堕胎）的看法，这些态度往往较为稳定。然而，对于那些确实发生改变的受访者，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堕胎合法化，这与调查中其他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在定性分析中，我们发现，一些受访者将该判决视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政府干预的体现。他们担心该判决可能对堕胎的安全性、医疗可及性以及更广泛的健康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另一些受访者则认为该判决强化了他们对胎儿权利的保护信念，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支持完全禁止堕胎，但更倾向于支持严格的限制措施。此外，一些受访者表示，该判决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堕胎的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方面。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自我认同为“两者/都不是/不愿回答”的受访者在态度变化上表现出独特的趋势。他们不仅更倾向于反对该判决，还更可能支持堕胎合法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堕胎议题持有更为复杂的看法，或者该判决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此外，我们发现，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受访者在态度变化上也存在差异。例如，拉丁裔受访者在该判决后更可能改变对堕胎合法化的支持态度，而居住在中西部的受访者则比居住在南部的受访者更可能改变态度。

这些结果对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媒体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判决促使公众对堕胎议题的关注度上升，这可能影响各州的立法行动。例如，一些州可能通过公投或其他方式引入更严格的堕胎限制。其次，这些发现表明，公众对堕胎的态度存在显著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归类为“生命至上”或“选择权”。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堕胎相关立法时，需要更细致地理解公众的多元观点，以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此外，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在测量态度变化时存在的挑战。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态度变化：一种是受访者自我报告的感知变化，另一种是通过比较判决前后的同一问题回答来衡量变化。这两种方法在结果上存在差异，这可能与问题设计和受访者理解有关。例如，自我报告的感知变化可能受到受访者对问题理解的局限性影响，而通过比较前后回答的方法则能更准确地捕捉到态度的实际变化。

在政策层面，这些发现对未来的堕胎立法具有重要启示。由于该判决将堕胎的法律决定权交还给各州，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公众的广泛意见，尤其是在堕胎合法化和支持度方面。同时，这些结果也强调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多种测量方法的重要性，以更全面地理解态度变化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多布斯”判决对公众态度的影响，并强调了堕胎态度的多样性。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对堕胎议题的看法，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社会对堕胎议题的关注不断加深，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需要更加细致地分析公众的复杂态度，以促进更全面和公正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