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针对需要辅助和替代沟通方式的儿童家长的教学方法的社会有效性评估：一项范围综述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Social validity assessment of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ho require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 scoping review

该综述系统评估了30篇关于家长实施AAC干预培训的社会有效性研究，发现评估数量增加但存在理论模糊、方法局限等问题，如儿童视角缺失、评估时机单一、工具开发不足。建议强化理论框架和方法学，增加儿童参与和多阶段评估，以提升社会有效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价值。

　　在当前的辅助和替代沟通（AAC）研究领域，家庭中心的干预措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方式，其中父母的培训和支持尤为关键。由于许多儿童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父母作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照顾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参与孩子的学习与互动，还负责将沟通策略融入到家庭的自然环境中，从而帮助孩子在真实情境中发展语言技能。因此，为父母提供系统性培训，使其能够有效支持AAC的实施，是提高干预效果和促进儿童沟通能力发展的重要手段。

然而，尽管父母培训在AAC干预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其社会有效性（social validity）的评估却常常被忽视。社会有效性是指干预目标、程序和结果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和接受度，是确保干预具有可持续性和长期价值的关键因素。为了使干预更具现实意义，必须确保这些方面符合参与者的期望和需求。然而，目前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有效性评估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其评估仍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许多研究在进行社会有效性评估时，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仅有一半的研究提供了对社会有效性评估的明确理由，而大约三分之一的研究则未完全阐述其评估依据。这种现象表明，社会有效性评估在很多研究中似乎仅作为一项附加任务，而非干预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外，研究中对社会有效性的定义也存在不一致，缺乏统一的框架。例如，有些研究将社会有效性等同于干预的可接受性，而另一些则强调其与生态有效性或治疗效果的关系。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使得评估工作难以标准化，并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降低。

其次，社会有效性评估的参与者往往以父母为主，而孩子的视角则被忽视。尽管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尝试通过观察或访谈的方式获取孩子的反馈，但这些方法的应用并不普遍。事实上，只有少数研究主动收集孩子的观点，这与儿童作为干预的直接受益者身份相悖。儿童在干预过程中的参与不仅有助于评估干预的适应性和效果，也是实现真正以家庭为中心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如何有效收集和分析儿童的反馈，以确保干预措施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偏好。

此外，社会有效性评估的时间点也存在局限。大多数研究仅在干预结束后进行评估，而未能在干预实施过程中持续收集数据。这种做法忽略了干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动态变化，使得评估结果难以全面反映干预的适应性和实际应用情况。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社会有效性评估应贯穿整个干预过程，从干预的设计阶段开始，到实施和评估阶段，形成一个互动的过程。这种持续性的评估方式不仅有助于及时调整干预策略，还能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和实用性。

社会有效性评估的方法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尽管部分研究采用了定量或定性的方法，但许多研究仅依赖于自我报告问卷或简单的访谈，而缺乏严谨的评估工具和方法。例如，有些研究使用了自创的问卷，但未提及如何确保其内容或结构的有效性。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数据的主观性较强，难以准确反映干预的实际效果和社会意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评估工具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有效性评估在某些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大多数研究未能明确说明评估结果如何被应用于后续的干预调整和改进。这表明，即使在研究中收集了大量关于社会有效性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实际应用价值仍被低估。社会有效性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干预的可行性和接受度，因此，研究者需要明确说明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优化干预方案，并在实际应用中做出相应的调整。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有效性评估在AAC干预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仍然显著。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理论框架的构建，明确社会有效性的定义和评估标准。同时，研究者应努力在干预过程中持续收集社会有效性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于干预方案的优化。此外，还应更加重视儿童的视角，确保他们在干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目标，使AAC干预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和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