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JAML、Nesfatin-1与25(OH)D水平在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风险预测中的关联研究

本研究针对糖尿病肾病(DKD)早期诊断标志物缺乏的临床难题，通过检测227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中连接黏附分子样蛋白(JAML)、摄食调控肽Nesfatin-1和25-羟基维生素D(25(OH)D)水平，首次揭示JAML与DKD风险呈S型正相关(OR=5.70)，而Nesfatin-1和25(OH)D呈L型负相关(OR分别为0.21和0.19)。研究构建的包含这三个生物标志物的列线图模型预测准确率达87.2%，为DKD早期筛查提供了新型分子靶点组合策略。

　　

在全球糖尿病患病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糖尿病肾病(DKD)作为最棘手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正成为终末期肾病的主要推手。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依赖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诊断体系存在明显滞后性——当这些指标出现异常时，患者肾脏往往已发生不可逆损伤。更棘手的是，约40%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最终会发展为DKD，但临床却缺乏能早期预警的高效生物标志物。这一困境促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三个颇具潜力的分子靶点：连接黏附分子样蛋白(JAML)、摄食调控肽Nesfatin-1和维生素D活性代谢物25(OH)D。

这项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227例T2DM住院患者（其中114例确诊DKD）。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生物标志物水平，结合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非线性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评估风险关联，最终构建包含临床指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关键技术包括：1）基于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协作组(CKD-EPI)公式计算eGFR；2）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生物标志物截断值；3）通过最小绝对收缩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预测因子。

研究结果
Demographic and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DKD患者表现出显著的代谢紊乱特征：血清JAML水平较非DKD组升高30%（315.79 vs 242.19 pg/mL），而Nesfatin-1(563.22 vs 665.75 pg/mL)和25(OH)D(19.57 vs 23.60 ng/mL)则显著降低。值得注意的是，DKD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病率是非DKD组的2.8倍(54.4% vs 19.5%)，提示微血管并发症的协同进展。

JAML and DKD
Spearman相关分析揭示JAML与肾功能损伤指标呈现惊人一致性：与血尿素氮(BUN)(r=0.20)、肌酐(Scr)(r=0.29)和UACR(r=0.44)呈正相关，与eGFR(r=-0.31)呈负相关。RCS曲线显示当JAML>553 pg/mL时，DKD风险增速趋缓，但总体仍保持5.70倍的超高风险(95%CI 2.66-12.22)。

Nesfatin-1 and DKD
这个首次在DKD领域被系统评估的摄食调控肽展现出独特保护效应：其水平与eGFR正相关(r=0.24)，与Scr(r=-0.19)和UACR(r=-0.33)负相关。当浓度达657 pg/mL时，Nesfatin-1的肾保护作用进入平台期，但最高三分位组仍可降低79%的DKD风险(OR 0.21)。

25(OH)D and DKD
维生素D状态与肾脏保护呈现剂量依赖性关联，尤其当25(OH)D<21.5 ng/mL时，每升高1 ng/mL可降低8%的DKD风险。其与UACR的负相关性(r=-0.35)甚至强于传统指标HbA1_c(r=-0.21)。

Nomogram model for risk assessment of DKD
整合三个生物标志物与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程等临床参数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分别达0.872和0.854。决策曲线分析(DCA)证实该模型在广泛阈值范围内具有临床适用性。

这项研究开创性地揭示JAML通过调节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SREBP1)介导的脂代谢紊乱促进DKD进展，而Nesfatin-1可能通过其抗炎特性发挥保护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5(OH)D的肾保护阈值(21.5 ng/mL)低于传统骨质疏松预防标准(30 ng/mL)，提示DKD患者可能需要更积极的维生素D补充策略。研究者强调，这种多标志物联合检测策略有望将DKD诊断窗口期提前，为临床实施早期干预提供分子依据。未来需通过前瞻性队列验证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时序变化规律，并探索JAML抑制剂、Nesfatin-1类似物等靶向治疗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