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农业基因编辑技术的社会认知困境与多元视角解析

针对基因编辑(GE)技术在印尼农业应用中面临的社会认知差异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定性访谈和媒体分析，首次系统探讨了政府、NGO、农民等多元主体对生物技术的态度差异。研究发现，技术"社会化"(socialisation)不足导致公众担忧集中于社会经济影响而非安全性，为全球南方国家制定包容性生物技术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基因组编辑(GE)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农业正面临"科学创新与社会接受度脱节"的经典困境。印尼作为人口第四大国，其93%的农业人口为平均仅0.6公顷耕地的小农户，粮食主权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政府近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甘蔗等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并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棉花，但社会对生物技术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科学家群体积极推动监管改革，而农民组织则担忧专利垄断会剥夺生产自主权。这种矛盾在总统更替后更加凸显——新政府的"免费营养餐"计划需要稳定粮食供应，但"鱼奶"等创新食品引发的争议表明，技术推广必须考虑本土文化语境。

阿德莱德大学农业食品与葡萄酒学院的研究团队联合印尼加查马达大学，首次对印尼基因技术监管体系开展定性研究。通过11个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机构、农民联盟、绿色和平印尼等）的深度访谈，结合媒体文本分析，揭示了技术"社会化"(socialisation)不足的核心矛盾。研究发现，反对声音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影响（如小农户边缘化）而非技术本身，这与全球北方国家常见的"安全性争议"形成鲜明对比。

研究采用三阶段方法：首先通过文献和政策文件绘制利益相关者图谱，随后进行半结构化访谈（20-80分钟/人，英语或印尼语），最后采用归纳性主题分析法提炼关键观点。特别关注了常被忽视的女性农民群体，她们对生物技术作物（如抗虫玉米）的实际体验为技术推广提供了独特视角。

【多元视角的冲突与共识】
科学家与政府代表强调GE与传统育种的本质区别，主张放松CRISPR-Cas9等新育种技术(NBT)的监管。而印尼农民联盟(SPI)则揭露了2001年Bt棉花失败的教训——跨国公司忽视本土种植条件导致作物歉收，这种"资本偏见"至今影响技术信任。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组织指出当前讨论过度聚焦实验室成果，却忽视"农民将沦为种子公司的附庸"这一结构性风险。

【社会化困境的四个维度】

1. 知识鸿沟：经济事务协调部认为公众教育能消除疑虑，但访谈显示农民更关注技术应用的系统影响
2. 文化适配性：以进口转基因大豆制作的印尼国菜"天贝"(tempeh)已被广泛接受，但本土研发的GE作物面临更高文化门槛
3. 利益分配：小农户担忧专利制度会使种子价格失控，这与全球北方"开放式创新"模式形成对比
4. 性别视角：女性农民既是技术采纳者也是家庭营养决策者，但常被排除在政策讨论之外

【政策启示】
研究建议建立"技术-社会"协同设计机制：科学家需走出实验室，与农民共同定义技术需求（如抗旱性优先于营养强化）；媒体应加强转基因大豆进口与本土GE研发的差异化报道；政府可借鉴"鱼奶"争议的传播经验，将复杂技术转化为具象的食品安全解决方案。正如加查马达大学研究者指出，真正的社会化不是单向科普，而是承认"农民对生态农业的坚持本身也是一种技术创新"。

该研究突破了传统态度调查的局限，首次揭示印尼对GE的抵抗本质上是"对农业工业化的抵抗"。发表在《Plant Cell Reports》的这项成果，为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保障小农权益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框架。正如论文强调的，当澳大利亚科学家讨论"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时，印尼同行更关注如何让技术扎根于"共同煮一锅米饭"的乡土智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