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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白质高信号（WMHs）对阿尔茨海默病（AD）脑结构和认知的影响机制，研究人员对 42 例 AD 患者、54 例轻度认知障碍（MCI）者及 59 例正常对照（NC）展开研究。发现总 WMHs 体积等显著影响 AD 脑萎缩，相关结果为 AD 诊疗提供新方向。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如同隐匿在大脑中的 “记忆小偷”，正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剧悄然肆虐。这种以进行性认知衰退为主要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不仅让患者逐渐迷失在记忆的迷宫中，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目前，人们对 AD 的认识虽已从单纯的 β- 淀粉样蛋白（Aβ）和 tau 蛋白病理逐渐深入，但脑内复杂的病理交互作用仍迷雾重重。尤其是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WMHs）这种在 MRI 上表现为 T2 加权和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高信号的病变，虽已知其与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 CSVD）密切相关，却不清楚它究竟如何在 AD 的 “舞台” 上与灰质萎缩、认知衰退共舞。
有的研究发现 WMHs 整体体积与认知衰退相关，有的却得出相反结论，这种矛盾如同迷雾中的灯塔，忽明忽暗，提示着 WMHs 的分布、大小等特征可能暗藏玄机。比如，脑室周围和深部 WMHs 是否在 AD 中扮演不同角色？皮层下 WMHs 体积或单个最大 WMH 病灶是否具有独特的 “破坏力”？这些问题像一把把钥匙，等待着研究者去开启 AD 病理机制的新大门。
为了拨开这些迷雾，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研究人员依托多中心横断面脑演化队列（Brain Evolution Cohort, BEC），从临床需求出发，聚焦 WMHs 的多维特征，开展了一项极具探索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Brain and Cognition》，为理解 AD 的神经血管机制提供了关键线索。
研究人员采用了磁共振成像（MRI）技术，对 181 名参与者（42 例 AD 患者、54 例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患者和 59 名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s, NC））的脑结构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测量 WMHs 的总容积、皮层下容积以及单个最大病灶体积，结合灰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 GMV）评估和认知功能测试（包括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基础版（MoCA-B）、言语流畅性测试（VFT）等），深入探讨了 WMHs 特征与 GMV 萎缩及认知衰退的关联。
研究结果
不同群体认知功能差异显著
从 NC 组到 MCI 组再到 AD 组，MMSE、MoCA-B 和 VFT scores 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P＜0.05），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IADL）scores 则逐步升高，表明随着疾病进展，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程度不断加重。
WMHs 特征与 GMV 萎缩密切相关
总 WMHs 体积、皮层下 WMHs 体积和单个最大 WMH 体积均与 AD 患者的 GMV 萎缩显著相关，其中皮层下 WMHs 体积和单个最大 WMH 体积的影响更为突出。这提示 WMHs 并非 “均匀发力”，其分布和大小是决定对脑结构破坏程度的关键因素。
WMHs 特征对认知功能影响各异
皮层下 WMHs 体积与 IADL scores 显著相关，反映出其对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单个最大 WMH 体积则与多项认知测量指标密切相关，表明较大的 WMH 病灶可能通过更严重地破坏神经通路而影响高级认知功能。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 WMHs 亚型（尤其是皮层下体积和大病灶）在 AD 患者 GMV 萎缩和认知衰退中的关键作用，为 AD 的病理机制增添了 “神经血管交互作用” 的重要拼图。研究结果表明，WMHs 可能通过血脑屏障破坏、神经炎症（如 IL-6/TNF-α 介导的通路）、轴突运输障碍（如 SNAP-25 通路功能障碍）等机制，与 Aβ 和 tau 病理相互协同，加速神经退行性变。
WMHs 凭借其可通过常规 MRI 无创检测的优势，有望成为 AD 早期干预的新靶点。这一发现不仅强调了血管因素在 AD 中的重要性，更为临床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 —— 针对 WMHs 所代表的脑小血管病变进行早期干预，可能成为延缓 AD 进展的重要策略。随着对 AD 神经血管机制的深入理解，未来或许能开发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疗手段，为 AD 患者点亮新的希望之光。
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临床队列和影像分析，在 AD 研究领域架起了血管病变与神经退行性变之间的桥梁，为破解 AD 的病理谜题提供了关键钥匙，也为 “从血管角度干预 AD” 的诊疗理念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