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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精神健康研究中，童年不良经历（ACEs）与精神病理学的关系备受关注。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 ACEs、创伤症状和脑电图（EEG）指标对青少年精神病理学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额叶和中央 EEG α 波功率与青少年患精神病理学的可能性相关。这为预防青少年精神病理学提供了新方向。
在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中，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凸显，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的孩子，他们似乎在成长的道路上背负着更多的压力。ACEs 涵盖了从身体、性、情感虐待，家庭暴力，到机构抚养、经济困境等一系列负面事件。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ACEs 与精神病理学在各个发育阶段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会增加青少年患情绪障碍、焦虑症、行为障碍、物质使用障碍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然而，ACEs 究竟是如何引发这些风险的，其中的机制却如同迷雾一般，尚未完全明晰。许多研究表明，ACEs 可能通过影响大脑和行为的相关结果，进而增加患精神病理学症状的风险，例如影响大脑额叶 - 边缘系统区域的神经发育，这些区域对情绪调节、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但具体到 ACEs 中的儿童虐待，以及创伤症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大脑功能在其中的变化机制，仍然是亟待解开的谜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Wilmington，UNCW）的研究人员 Sophia Laney 和 Kate Nooner 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Discover Mental Health》上，为我们揭开这层迷雾带来了新的曙光。
这项研究旨在探究暴露于特定的 ACEs（尤其是儿童虐待）、创伤症状，以及它们的组合，如何影响青少年精神病理学的发生。同时，研究人员还试图借助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技术，找出可能影响青少年精神病理学的大脑功能变化。研究人员从新汉诺威县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New Hanover County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NHC - HHS）招募了 52 名 12 - 14 岁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包括问卷调查和 EEG 检测。问卷调查方面，使用儿童创伤问卷简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 Short Form，CTQ - SF）评估儿童虐待经历，创伤症状检查表（Trauma Symptom Checklist for Children，TSCC）衡量创伤症状，儿童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检查表（Kiddie Schedule for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Schizophrenia，K - SADS）确定精神病理学诊断。EEG 检测则用于测量大脑的电活动，分析 α 波功率和 α 波不对称性。
研究结果显示，在众多研究因素中，儿童虐待和创伤症状与青少年患精神病理学的可能性并无显著关联。当把儿童虐待纳入模型后，再评估创伤症状对精神病理学的影响，发现模型也不显著，这意味着创伤症状并不能显著增加解释青少年精神病理学发生的方差。在 EEG 相关指标的研究中，α 波不对称性与精神病理学之间未发现明显联系。而在 α 波功率方面，睁眼状态下，额叶和中央区域的 α 波功率与青少年患精神病理学的可能性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较高的额叶和中央 α 波功率与更大的精神病理学患病可能性相关；但在闭眼状态下，所有 EEG 功率测量指标都无法显著预测青少年患精神病理学的可能性。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对这些结果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于 α 波功率，研究表明较高的 α 波功率意味着较低的皮质激活，这可能是精神疾病易感性的一个指标。在本研究的青少年样本中，α 波功率较高的青少年往往有更多的精神病理学问题。而且，之前的研究也发现，在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青少年以及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中，都存在特定脑区 α 波功率升高的现象，这进一步支持了 α 波功率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联。此外，α 波功率仅在睁眼条件下对精神病理学有显著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闭眼时 α 波频段功率普遍增加，掩盖了其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潜在关系。关于 α 波不对称性，虽然本研究未发现其与精神病理学有明显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作用。过往研究在 α 波不对称性与精神病理学（如抑郁症、焦虑症）的关系上存在不一致的结果，而且研究中还存在诸多方法学上的混杂因素，例如 α 波不对称性在大脑中的位置、性别差异、症状严重程度的测量方法等，这些都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探索 α 波不对称性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在 ACEs 和创伤症状方面，本研究中报告有临床显著创伤症状的青少年极少，这可能是导致未发现它们与精神病理学明显关联的原因之一。而且，自我报告的儿童虐待情况可能存在低估，实际的儿童虐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此外，样本中精神疾病诊断的比例较高，这也提示可能存在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影响了 ACEs、创伤症状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情绪调节、同伴接纳、遗传和环境风险因素等，以更全面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初步揭示了额叶和中央 α 波功率与青少年患精神病理学可能性之间的关联，表明 α 波功率可能是青少年精神病理学的一个潜在生物标志物。这一发现对于预防青少年精神病理学具有重要意义，为后续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方向。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的同质性较高、样本量较小、数据为横断面研究等。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大、更具多样性的样本中进行纵向研究，以进一步明确 α 波功率在青少年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为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