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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孕周（GA）对足月出生儿童早期神经发育结局的影响，研究人员对中国 SMILE 队列和英国 dHCP 队列展开研究。结果发现，足月出生的幼儿中，较长的 GA 与更有利的发育结局相关。这为理解儿童发育提供了跨文化依据。
在生命的最初阶段，胎儿的成长就如同一场神秘的旅程，而孕周（Gestational Age，GA）则像是这段旅程中的关键 “密码”，它对孩子未来的认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过往研究发现，对于早产儿（GA<37 周）而言，较大的孕周与更好的神经认知表现、学业成就以及更少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然而，在足月出生的孩子中，孕周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充满了不确定性。有的研究表明，从 37 周起，孩子的神经发育结局会随着孕周的增加而改善，在 39 - 40 周达到峰值；但也有研究并未观察到早期足月（37 - 38 周）和足月出生的孩子在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而且，之前的研究在探讨这一关系时，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多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比如母亲孕前体重、尼古丁暴露、母亲抑郁等。这些因素就像隐藏在暗处的 “干扰项”，可能会混淆孕周与孩子认知发展之间的真实关系。所以，进一步研究足月出生儿童孕周与早期发育结局之间的关联迫在眉睫。
为了揭开这个谜题，来自中国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和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英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携手合作，开展了一项别具意义的研究。他们分别从中国的四川多分层婴儿与早期生活（Sichuan Multi - stratified Infants and Early Life，SMILE）队列研究和英国的人类连接组发育项目（Developing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dHCP）中选取了足月出生（孕周在 37 - 42 周之间）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技术方法。首先是队列研究，从 SMILE 队列和 dHCP 队列中选取符合条件的儿童样本。接着，对于关键指标进行精确测量，通过医疗记录和问卷获取孩子的孕周信息；运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BSID），在 SMILE 队列中孩子约 5.61 个月时、dHCP 队列中孩子约 19.03 个月时对其认知发展进行评估，该量表能提供标准化的认知、语言、运动等方面的得分。同时，收集一系列可能影响孩子认知发展的因素作为协变量，如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母亲抑郁症状（通过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测量）等。最后，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孕周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在控制这些协变量后，孕周对认知发展的真实影响。
研究结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样本特征：SMILE 队列纳入 1245 名参与者，平均孕周 39.44 周；dHCP 队列纳入 406 名参与者，平均孕周 40.01 周。两个队列在母亲年龄、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征。
- 主要发现：在 SMILE 队列中，控制性别、父母教育、家庭收入、母亲年龄、母亲抑郁症状和出生体重等因素后，较长的孕周与更好的心理发展（β = 2.47 [1.60, 3.34]，P < 0.001）和心理运动发展（β = 2.91 [2.01, 3.82]，P < 0.001）相关。在 dHCP 队列中，控制性别、相对社会剥夺程度、母亲抑郁症状和出生体重等因素后，较长的孕周与更好的认知（β = 1.35 [0.33, 2.37]，P = 0.010）和运动（β = 1.49 [0.59, 2.39]，P = 0.001）发展相关。
- 次要发现：在 SMILE 队列中，母亲自我评估的孕前健康状况越好，孩子的心理运动发展指数越高。在 dHCP 队列中，女孩的认知和语言综合得分高于男孩；较低的多重剥夺指数（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IMD）得分（代表更高的社会经济优势）与更高的认知和语言综合得分相关；母亲产后抑郁症状越严重，孩子的语言综合得分越低。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意义重大。研究表明，在足月出生的幼儿中，较长的孕周与更有利的早期认知和心理运动发展结局相关，这一结果在中英两个队列中均得到验证，为该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跨文化证据。同时，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在不同队列中存在差异的关联。例如，dHCP 队列中女孩认知和语言发展更具优势，而 SMILE 队列未发现类似性别差异，这可能与文化差异以及认知发展评估时间不同有关。dHCP 队列中，邻里剥夺程度与认知和语言得分相关，而 SMILE 队列因衡量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不同未发现此关联。此外，母亲孕前健康状况、抑郁症状等因素也在不同队列中对孩子的认知发展产生了特定影响。
这项研究的成果发表在《Early Human Development》杂志上，它不仅为我们深入理解儿童早期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尽管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模型中纳入的预测因素不同、认知评估工具和时间存在差异、存在数据缺失和潜在混杂因素、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等，但它依然为进一步研究孕周与儿童认知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为保障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的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