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病毒大流行和流行病期间工人的福祉：范围综述

这篇综述采用多学科视角，通过积极心理学第三波理论，系统评估了病毒相关公共卫生危机（如COVID-19、SARS）对工人福祉的影响。研究整合了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揭示了自我（性别、年龄）、社会（婚姻、支持）、职场（职业、前线状态）和疫情（感染风险、PPE获取）四类风险/保护因素，并首次关注不稳定就业（precarious employment）对工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病毒大流行和流行病期间工人的福祉：多维度证据

引言
病毒性大流行和流行病（如COVID-19、SARS）不仅威胁公共卫生，还通过社会经济影响深刻改变工人福祉。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危机或医疗从业者，缺乏跨事件、跨职业的系统整合。本综述首次采用积极心理学第三波理论，结合生态模型，全面解析工人福祉的积极与消极维度。

研究方法
通过PRISMA-ScR框架筛选187项研究（截至2020年10月），涵盖COVID-19（74.33%）、SARS（17.65%）等事件。采用双盲流程提取数据，分析福祉指标（焦虑、抑郁、工作投入等）与四类生态因素（自我、社会、职场、疫情）的关联。

主要发现

积极福祉：危机中的韧性闪光
约半数研究表明工人普遍保持中度至高度积极心态。例如，中国33.3%医护人员在COVID-19期间保持工作动机，香港35.8%医护在SARS中体验勇敢与团结感。纵向数据显示，积极情绪均值从疫情前7.04（10分制）降至初期6.80，但整体仍高于临床阈值。

消极福祉：危机强度的差异化影响
SARS和COVID-19初期，工人多呈现轻度至中度负面情绪（50%研究），而MERS/H1N1等事件中高度痛苦更常见。中国79.4%医护焦虑水平正常，但意大利前线人员抑郁风险升高2倍。值得注意的是，工作相关福祉（如倦怠）随时间显著恶化，急诊医生倦怠中位数从疫情前3升至4（5分制）。

生态系统的风险矩阵
自我层面：女性（OR=1.54）和年轻工作者（β=-0.21）持续显示更高风险，可能与激素应激反应和职业经验相关。
社会层面：社会支持降低焦虑症状28%（p<0.01），但婚姻状态的影响存在文化异质性。
职场层面：护士群体心理压力显著高于医生（d=0.63），前线工作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生率是非前线的2.1倍。
疫情层面：PPE短缺使抑郁风险增加67%（95%CI:1.2-2.3），而同事感染死亡导致PTSD风险骤增3倍。

不稳定就业的隐形伤害
尽管仅19项研究涉及，但一致显示收入不足（β=0.34,p<0.001）和职业不安全感（OR=2.1）显著预测心理问题。巴西牙医因收入锐减产生最高离职意念（42% vs 医生19%），印证就业保障的核心作用。

讨论与展望
研究揭示人类在危机中的双面适应：多数人展现韧性，但结构性脆弱群体（女性、年轻员工、护士、临时工）需针对性干预。未来研究应关注生物标记（如皮质醇）与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并拓展非医疗职业和长期追踪设计。政策制定需结合PPE供应等硬性保障与心理支持软性措施，构建全生态防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