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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癌症严重威胁全球健康，早期检测困难。研究人员利用 NHANES 数据，探究血小板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PHR）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PHR 升高与癌症风险增加相关，可用于风险分层，为癌症早筛提供新方向。
胃肠道癌症，这个隐藏在身体内部的 “健康杀手”，正严重威胁着全球人们的生命健康。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等常见的胃肠道癌症，不仅发病率高，还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现代医学在诊断工具、治疗策略和预防方案上不断取得进步，但在中低收入国家，胃肠道癌症的早期检测依旧困难重重。很多患者在确诊时，病情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预后情况很不理想。因此，寻找能够精准预测癌症风险、助力早期检测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成为了医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中医药大学和嘉兴市中医医院消化内科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他们聚焦于血小板与高密度脂蛋白比值（PHR），试图探索它与胃肠道癌症之间的潜在联系。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Gastroenterology》杂志上，为胃肠道癌症的防治带来了新的曙光。
研究人员为了深入探究 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系，利用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2010 - 2018 年的数据。这项调查涵盖了丰富的健康信息、实验室测量数据和癌症诊断结果，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人员从最初的 47715 名参与者中，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 19388 名参与者，其中 230 人患有胃肠道癌症，其余 19158 人为非胃肠道癌症组。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严格筛选，根据是否有完整的肿瘤相关信息、计算 PHR 所需数据以及其他协变量数据，逐步排除不符合要求的参与者；其次，通过计算血小板计数（10?/L）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 C，mg/dL）的比值得到 PHR，并将其分为四分位数；最后，运用加权逻辑回归模型、受限立方样条分析和亚组分析等统计方法，在调整了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临床等多方面因素后，评估 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联。
下面来看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 基线特征分析：患有胃肠道癌症的参与者与未患癌者相比，年龄显著更大，男性比例略高，种族 / 民族分布、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因素（如吸烟、饮酒）以及临床特征（如 BMI、是否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均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表明，多种因素可能与胃肠道癌症的发生相关。
- 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联：通过加权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在未调整任何因素的模型中，PHR 最高四分位数（Q4）的参与者患胃肠道癌症的风险显著高于最低四分位数（Q1）的参与者。随着模型逐步调整年龄、性别、种族 / 民族，以及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临床等因素，这种关联依然显著。而且，各模型均显示出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即 PHR 越高，患胃肠道癌症的风险越大。
- 剂量反应关系：受限立方样条模型评估显示，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当 PHR 低于 3.2 时，患胃肠道癌症的风险无明显增加；但当 PHR 超过 3.2 时，风险开始急剧上升；在 PHR 达到 4.5 时出现第二个拐点，此后风险上升更为陡峭。这表明，PHR 超过特定阈值后，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联更为紧密。
- 亚组分析和交互作用：亚组分析发现，在年龄≥60 岁的参与者、男性、肥胖者以及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人群中，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联更强。交互作用分析还显示，年龄和 BMI 对这种关联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不同人群中，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系存在差异。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部分，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明确了 PHR 与胃肠道癌症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且呈现剂量反应关系，确定了 3.2 和 4.5 这两个关键拐点。这表明 PHR 有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用于胃肠道癌症的风险分层。从机制上看，血小板在肿瘤发生中具有促进作用，而 HDL - C 则有抑制作用，PHR 反映了两者的动态平衡，这为研究肿瘤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由于 PHR 可通过常规血液检测获得，成本低且易于获取，将其纳入癌症筛查方案，有助于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尤其是针对老年人、肥胖者等高危人群，实现早期干预，提高胃肠道癌症的早期检测率，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
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NHANES 的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研究未考虑饮食模式、遗传易感性和详细肿瘤特征等潜在混杂因素，且依赖自我报告的癌症诊断和 ICD 代码可能存在分类偏差。但这些不足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未来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机制研究和干预研究，进一步明确 PHR 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探索其潜在机制，并评估通过干预改变 PHR 对癌症结局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