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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大流行预防、准备和应对（PPPR）议程备受关注，其多基于病原体 “溢出” 风险假设。研究人员对此展开研究，发现国际机构和文献中相关假设依据不足。这一结果提醒需重新评估相关假设，对制定合理公共卫生政策意义重大。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大流行预防、准备和应对（PPPR）议程正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为此提议大量资金投入，这无疑会对健康和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这一议程的核心观点是，病原体从动物宿主 “溢出” 到人类群体并引发传播（即 “人畜共患病溢出”，zoonotic spillover）的风险在迅速增加，而主要驱动因素被认为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像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和气候变化等。
然而，现实中许多关于人畜共患病溢出风险增加的说法，在科学依据上却并不充分。大量文献，包括国际机构报告和同行评审论文，虽支持基于溢出风险增加而改变公共卫生政策，但这些文献所引用的依据却难以支撑相关假设，过度简化了复杂的生态相互作用。而且，病原体检测和通报能力的快速且不均衡发展，也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基于错误假设和过度简化分析制定的公共卫生政策，可能导致干预措施效果不佳。因此，为了在众多公共卫生事务中有效应对疾病爆发风险，重新评估现有关于疾病爆发驱动因素的假设并填补知识空白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包括 David Bell、Jean von Agris、Blagovesta Tacheva 和 Garrett Wallace Brown 等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通过系统梳理国际卫生机构发布的主要报告、相关的同行评审出版物，分析其中关于人畜共患病溢出风险的论断及其依据。研究结果发表在《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上，为重新审视当前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他们收集了国际卫生机构（如 WHO、世界银行、G20 相关组织等）发布的与疫情和大流行准备相关的报告，以及大量在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同行评审论文。对这些文献中关于人畜共患病溢出风险、疾病爆发原因及相关政策建议等内容进行详细剖析，梳理其中的观点、证据及逻辑关系，以此判断相关论断的合理性。
风险论断剖析
- 国际卫生组织的风险论断：WHO 通过修订《国际卫生条例》（IHR）和推进《大流行协议》谈判，强调大流行风险增加，认为人畜共患病溢出事件增多是主要原因，且将其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森林砍伐、城市扩张等。世界银行也以溢出风险增加为由，建议增加对 One Health 干预措施的资金投入。G20 相关组织同样提出类似观点，认为多种人为因素相互作用，使疫情和大流行风险不断增加。但这些论断多为断言，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 同行评审出版物中的论断
- 人为变化与栖息地界面：有研究认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在栖息地界面的接触是导致人畜共患病溢出的重要因素。例如 Daszak 等人指出人类环境变化是导致人畜共患病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所引用的文献并不能直接证明这一观点。Despommier 等人以黄热病为例，说明人类定居森林边缘会增加疾病风险，但人类与森林的接触情况及黄热病发病率的实际变化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 森林砍伐、爆发风险与森林恢复的潜力：部分研究提出森林砍伐是疾病出现的主要驱动因素。Dobson 等人声称每年有两种新病毒从自然宿主传播到人类，但这一说法是对原始文献的错误解读。他们还认为保留森林可降低病毒出现事件，但所举的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等例子，其传播与森林砍伐的关系并不明确。Rohr 等人同样主张森林保护可减少疾病爆发，但他们对相关文献的引用存在错误，且未能准确反映疾病爆发的真实趋势。
- 一篇高引用论文的问题：Vora 等人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主张每年投资约 200 亿美元预防人畜共患病溢出引发的大流行。然而，其关于自然溢出事件引发大流行的论断存在诸多问题，如对 Covid-19 起源的假设、对西班牙流感死亡率的不合理使用等，且所引用的文献并不能有力支持其观点。
更复杂的情况
一些研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Gottdenker 等人回顾大量文献发现，人为土地利用变化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存在多种影响方式，且不同地区、不同疾病的情况各异。例如在疟疾传播中，森林砍伐和农业发展对其传播的影响因地区而异。Jones 等人也指出，农业集约化和环境变化对人畜共患病的影响复杂，现有研究难以充分解释。此外，诊断和监测技术的发展也会影响疾病爆发的报告情况，使得疾病趋势的判断更加困难。
政策影响
当前全球基于 PPPR 的公共卫生项目规模庞大、成本高昂，若自然溢出风险实际并未增加，该项目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对公共卫生产生负面影响。目前 WHO、世界银行和 G20 报告中关于自然溢出风险的论断缺乏证据支持，若风险并非源于自然因素，现有防控策略可能无法有效预防疾病爆发。而且，疾病爆发频率的增加可能更多是由于检测和报告能力的提升，而非实际风险的上升。因此，全球卫生界需要建立更坚实的证据基础，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避免因错误判断而造成资源浪费。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揭示了当前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即对人畜共患病溢出风险的评估存在过度简化和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这提醒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和开展相关研究时，应更加谨慎地评估证据，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复杂性，避免基于不准确的假设做出决策。同时，该研究也为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畜共患病溢出风险、优化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方向，有助于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