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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欺凌频发的当下,为探究防御自我效能与防御行为关系及内在机制,研究人员以 672 名中国青少年为样本开展研究。结果表明防御意图起中介作用,共情起调节作用。这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凌提供理论依据。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网络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问题,网络欺凌便是其中之一。青少年作为网络的主要使用者,深受其害。据估计,14.6% - 56.9% 的青少年都经历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欺凌,如骚扰、诋毁、侵犯隐私等 。这些欺凌行为虽看不见明显的外在伤痕,却像 “隐形的拳头”,重重地击打在受害者的心灵上,导致他们出现心理困扰、抑郁、自杀意念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在网络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的防御行为能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减轻欺凌的不良影响,比如阻止欺凌事件发生或降低其危害程度。然而,现实却令人沮丧,大部分旁观者在目睹网络欺凌时选择沉默,即便提供帮助,也常常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实际提供帮助的比例不足 20% 。
为了深入了解为何旁观者在网络欺凌中反应各异,来自重庆工程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 “青少年网络欺凌中防御自我效能与防御行为关系” 的研究。该研究构建了调节中介模型,旨在探究防御自我效能、防御意图、共情与防御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
研究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了中国四所中学的 672 名青少年(Mage=14.86 ,SD=1.74)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249 人(37.1%),女生 423 人(62.9%) 。调查前,研究人员向学校申请并获得同意,同时告知学生家长研究目的和方法,确保学生自愿参与。
研究中使用了多种测量工具。防御自我效能采用 Thornberg 等人开发并修改后的问卷,包含 5 个项目,如 “我能帮助那些在网上被欺负的人”,以 7 分制进行评分 。防御意图问卷由 Hayashi 等人编制,有 3 个项目,如 “如果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被欺负,我打算帮助被欺负的人”,同样 7 分制 。防御行为量表由 Chen 等人编制,分为情感支持、报告权威、攻击性防御和解决问题 4 个维度,共 24 个项目,5 分制评分 。共情则使用 Jolliffe 和 Farrington 开发、Li 等人修订的基本共情量表(BES),包含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维度,20 个问题,部分反向计分,5 分制 。
数据分析时,研究人员先计算各变量的相关性、均值和标准差,再利用 SPSS 的 PROCESS 宏(Model 4 和 Model 58)分别检验防御意图的中介作用和共情的调节作用,通过 Bootstrap 置信区间确定效应显著性,并运用 Johnson - Neyman 技术确定调节效应的显著区域 。同时,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结果
-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防御自我效能与防御意图、共情、防御行为均呈正相关;防御意图与共情、防御行为正相关;共情与防御行为正相关。
- 中介作用检验:防御自我效能正向预测防御意图(β=0.58 ,p<0.001)和防御行为(β=0.18 ,p<0.001),防御意图正向预测防御行为(β=0.10 ,p<0.001) 。防御意图部分中介了防御自我效能与防御行为的关系,间接效应显著(间接effect=0.06 ,SE=0.01 ,95%CI=0.04?0.08) 。
- 调节中介作用检验:共情显著调节防御自我效能对防御意图的影响(β=0.13 ,p<0.05)以及防御意图对防御行为的影响(β=0.09 ,p<0.01) 。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共情时,防御自我效能对防御意图的影响更大(βsimple=0.61 ,p<0.05),防御意图对防御行为的影响也更大(βsimple=0.13 ,p<0.05);低共情时,防御意图对防御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simple=0.04 ,p>0.05) 。
研究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揭示了青少年网络欺凌中防御自我效能与防御行为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防御自我效能能有效预测防御行为,高自我效能者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帮助他人并应对挑战。防御意图在防御自我效能与防御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当青少年帮助网络欺凌受害者的自我效能高时,保护受害者的意图更强,更可能采取防御行为,这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图影响具体行为的观点。
共情在防御自我效能通过防御意图影响防御行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高共情的青少年更关注受害者感受和需求,帮助动机更强,防御自我效能对防御意图的影响更大;同时,高共情时防御意图对防御行为的影响也更强。
研究虽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数据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受社会期望影响,研究设计为横断面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样本来自中国青少年可能限制结论普适性等,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证实了防御意图的中介作用和共情的调节作用,完善了对自我效能影响青少年防御行为机制的理解。实践中,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凌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导青少年掌握有效应对策略,增强干预的勇气和信心,提高旁观者共情水平,从而减少网络欺凌的发生,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