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探究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放宽后，男男性行为者（GBMSM）性行为和 HIV 预防服务利用的变化，研究人员对比了北京和香港 GBMSM 的相关情况。结果显示北京更多 GBMSM 报告性行为风险增加和服务利用增多，该研究对制定 HIV 预防策略意义重大。
在全球范围内，HIV 一直是威胁男男性行为者（gay, bisexual and othe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GBMSM）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GBMSM 群体的 HIV 感染率不容小觑，2018 年整体感染率达 5.7%，发病率为 4.9/100 人年 。北京和香港作为中国的重要城市，GBMSM 中的 HIV 流行情况也各有特点，北京的 HIV 患病率为 10.6%，香港为 6.54%，发病率分别为 3.5/100 人年和 1.0/100 人年。
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其防控措施给 GBMSM 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在疫情期间，GBMSM 的性行为数量和性伴侣数量明显减少，他们采取了如避免与临时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加群交派对等策略来降低感染新冠的风险。同时，疫情也严重影响了 HIV 预防和性健康服务的利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都出现了 HIV 检测率下降的情况，GBMSM 获取暴露前预防（Pre - exposure prophylaxis，PrEP）药物的难度增加，药物使用和依从性下降。
随着 2022 年中国内地和香港逐步解除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生活逐渐恢复正常，GBMSM 的性行为和 HIV 预防服务利用情况可能发生变化。此前有研究表明，在疫情初步得到控制时，中国内地 GBMSM 中无套肛交（Condomless anal sex，CAS）、多性伴关系和性化吸毒（Sexualized drug use，SDU）有所增加，但 HIV 检测率却未明显改变。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性行为风险增加而 HIV 预防服务利用不增加，可能会导致潜在的 HIV 爆发。然而，当时关于后疫情时代 GBMSM 中与 HIV 相关行为和服务利用变化的数据十分匮乏。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来自北京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对北京和香港的 GBMSM 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旨在比较后疫情时代两地 GBMSM 自我报告的性行为（如与不同类型男性伴侣的肛交、CAS、SDU）和 HIV 预防服务利用（如 HIV 检测、PrEP、其他服务）的变化，并探究北京和香港 GBMSM 中自我报告的 CAS 频率增加的影响因素。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开展研究。在样本选取上，他们通过多种渠道招募年龄≥18 岁、过去六个月内与至少一名男性发生过肛交的中国男性。招募途径包括在同性恋酒吧现场招募、在热门同性恋网站、社交媒体平台和男同性恋交友应用上发布广告进行线上招募，同时还有同伴和社区组织的推荐。数据收集则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访谈分别使用普通话（北京）和粤语（香港）进行，以确保参与者能够顺利交流。问卷内容涵盖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取向、HIV 血清学状态、新冠感染和疫苗接种史、过去六个月内的 HIV 相关行为以及自我报告的 HIV 相关行为和认知的变化等多个方面。之后，研究人员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比较北京和香港参与者在背景特征、HIV 相关行为和认知变化等方面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在背景特征方面，北京和香港的参与者在年龄、婚姻状况、个人月收入、性取向、HIV 血清学状态和新冠疫苗接种剂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 HIV 相关行为差异上，调整背景特征差异后，香港 GBMSM 的 CAS 患病率更高（56.0% vs 44.1%，p<0.001），但 SDU 患病率更低（9.3% vs 18.3%，p<0.001）；北京 GBMSM 在过去六个月内使用 HIV 检测、PrEP、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检测和其他 HIV 相关预防服务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报告的行为变化方面，北京比香港更多的 GBMSM 报告与男性发生 CAS 的频率增加（23.7% vs 7.8%，p<0.001）、SDU 频率增加（9.4% vs 2.3%，p<0.001）、PrEP 使用频率增加（18.9% vs 3.6%，p<0.001），以及与常规和非常规男性性伴侣的肛交频率增加、网上寻找男性伴侣频率增加、使用 HIV 检测和其他 HIV 预防服务频率增加。在与 CAS 增加相关的因素上，在香港，25 - 34 岁的参与者比 18 - 24 岁的参与者更不容易报告 CAS 增加；在两地，自我报告与常规和非常规男性性伴侣肛交频率增加、与其他城市男性发生性行为频率增加、网上寻找男性伴侣频率增加、SDU 频率增加、使用 HIV 检测、PrEP 和其他 HIV 预防服务频率增加的参与者，更有可能报告 CAS 增加；此外，感知到 HIV 和新冠传播风险增加、一致使用安全套的自我效能降低的参与者，也更有可能报告 CAS 增加。
研究结论指出，后疫情时代，北京和香港的 GBMSM 中存在较高的性行为风险。与香港相比，北京更多 GBMSM 报告性行为风险增加和 HIV 预防服务利用增加。自我报告的 CAS 频率增加与其他性行为风险增加和 HIV 相关服务利用增加有关。该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的 HIV 预防服务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两地 GBMSM 中存在风险行为聚集现象，因此需要通过整体方法改善 HIV 预防，解决各种风险行为的共同决定因素；可以利用约会应用接触高 HIV 感染风险的 GBMSM 并进行针对性干预；还需要提高 GBMSM 对 HIV 检测、PrEP 和其他 HIV 预防服务的可及性，提供一站式性健康和 HIV 预防服务，方便 GBMSM 获取所需服务和支持。
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样本是通过多种来源的便利抽样招募的，可能无法代表北京和香港的 GBMSM 群体；研究无法收集拒绝参与者的信息，存在选择偏倚；使用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导致社会期望偏差，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且样本量规划的假设具有一定随意性。但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后疫情时代 GBMSM 的 HIV 预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保障 GBMSM 群体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