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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负面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及相关机制，西藏民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抑郁症状、负面教养方式、进食障碍（EDs）、认知情绪调节策略（CERS）的纵向研究。结果表明 EDs 介导二者关系，不良 CERS 起调节作用。该研究为预防和治疗抑郁提供科学依据。
在青春的校园里，本应充满着欢声笑语与无限希望，但抑郁症却如同一朵阴霾，悄然笼罩着部分大学生。抑郁症在全球疾病负担中名列前茅，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业成绩和社交生活。大学生正处于从青少年向成年人过渡的敏感时期，面临着家庭分离、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诸多挑战，使得他们成为抑郁症的高发群体。此外，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抑郁症的表现和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比如藏族受传统藏文化影响，汉族更注重社会竞争和个人成就。而以往研究在探讨负面教养方式、进食障碍和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时，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独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西藏民族大学临床高原胃肠病医学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等多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三波纵向研究设计和调节中介模型，对西藏两所大学的 2993 名学生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两种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人员通过数字问卷形式，收集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数据，问卷内容涵盖人口统计学变量、抑郁症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 9 项版，PHQ-9 评估）、负面教养方式（使用简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 评估）、EDs 症状（借助进食态度测试 26 项版，EAT-26 测量）以及不良 CERS（利用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 评估）。之后，运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中介效应分析等，以此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主要如下：
- 总体描述：参与研究的学生平均年龄 19.8（SD=1.3）岁，男生占 34.4%，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 56.8%，农村学生占 71.0% 。T3 时抑郁症状总体患病率为 14.0%，且在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HSS）、母亲教育水平和饮酒等变量上，抑郁症状患病率存在差异。
- 相关性分析：负面教养方式与 EDs、EDs 症状与不良 CERQ、EDs 症状与抑郁症状、不良 CERQ 与抑郁症状之间均呈正相关。
- 中介分析：控制相关变量后，负面教养方式直接正向预测抑郁症状，同时正向预测 EDs，EDs 又正向预测抑郁症状。负面教养方式通过 EDs 对抑郁症状存在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8.6%。
- 调节中介分析：民族可显著预测 T3 抑郁症状，但民族与 T1 负面教养方式、民族与 T2 ED 症状的交互项对 T3 抑郁症状无显著预测作用。不良 CERS 正向预测抑郁症状，且不良 CERS 与 EDs 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症状有显著影响。高不良 CERS 增强 EDs 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低不良 CERS 则缓解这种影响。
- 敏感性分析：计算出负面教养方式与抑郁症状、EDs 与抑郁症状、不良 CERS 与抑郁症状之间关联的 RR E 值，表明需一定强度的未测量混杂因素才能解释观察到的关联。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EDs 在负面教养方式和大学生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不良 CERS 则对这一中介关系起调节作用，不过民族未对直接或间接路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意义重大，它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负面教养方式影响抑郁的机制。在实践方面，为预防和治疗大学生抑郁症状提供了重要的干预方向。比如，可以通过早期纠正负面教养方式，改善父母的教养态度和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缓解进食障碍症状，关注学生的饮食健康和心理状态；训练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引导学生正确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同时，干预措施还应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方案。此外，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数据收集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样本代表性有限、因果关系难以精确确定、效应量较小等。但这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增加随访次数，进一步深入探究相关机制，从而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