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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欺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下，研究人员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围绕 “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及内在机制” 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剥夺和愤怒反刍在二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网络道德起调节作用。该研究为防治网络欺凌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尤为突出。网络欺凌是指通过电子通信技术，如聊天室和社交网站等，进行的重复且蓄意的攻击行为。它给受害者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像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念头等。尽管羞怯（Shyness）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联系已得到一定证实，但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潜在的中介或调节机制，却仍不明确。
为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浙江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基于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和社会适应模型（Social Fitness Model，SFM），提出并检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考察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和愤怒反刍（Anger rumination）在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道德（Internet morality）的调节作用。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杂志上。
研究人员在此次研究中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样本来自山东、四川、浙江和湖北四省的 1663 名大学生，经过筛选，最终得到 1374 名有效参与者。研究中使用了多种量表来测量相关变量，如用修订的羞怯量表测量羞怯程度，用相对剥夺问卷评估相对剥夺水平，用愤怒反刍量表衡量愤怒反刍情况，用网络道德问卷评价网络道德水平，用网络欺凌行为量表测定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频率 。之后，运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Mplus 8.0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PROCESS macro v4.0 for SPSS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和条件中介效应分析，并采用 Johnson-Neyman 技术进一步探究调节效应。
初步分析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来考察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第一个共同因素仅解释了 22.74% 的方差，低于 40% 的推荐阈值，表明该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小。此外，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后发现，除了羞怯与网络道德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外，其他研究变量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假设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最初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合良好。在删除不显著路径后，简化的结构模型同样拟合良好，且通过模型比较发现，简化模型并不比原模型差。进一步分析发现，羞怯与相对剥夺、愤怒反刍均呈正相关，相对剥夺和愤怒反刍又分别与网络欺凌行为显著相关，同时相对剥夺与愤怒反刍也显著相关。这表明，相对剥夺和愤怒反刍在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它们既可以单独发挥中介作用，也可以按顺序依次发挥中介作用。
另外，研究还发现网络道德在羞怯、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网络道德得分较低时，羞怯和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行为的正相关关系显著；而随着网络道德得分升高，这种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甚至变得不显著。通过 Johnson-Neyman 技术确定了网络道德的两个过渡点，当网络道德得分低于 -0.541（代表均值以下 0.541 个标准差，即 4.348）时，羞怯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条件效应显著；当网络道德得分低于 5.815（代表均值以上 0.916 个标准差）时，愤怒反刍与网络欺凌行为显著相关，高于该值时则不显著。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网络道德水平下，羞怯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只有在网络道德水平较低（值为 -0.887）时，羞怯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直接效应才显著；在低和中等网络道德水平下，羞怯通过相对剥夺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高网络道德水平下不显著；而羞怯通过愤怒反刍，以及通过相对剥夺和愤怒反刍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间接效应在三个网络道德水平下均显著，但均受到网络道德的显著调节，且随着网络道德水平升高，这些间接效应的大小逐渐减小。
在讨论部分，研究结果支持了 GAM 和 SFM 的相关理论。研究发现，虽然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在相关性分析中有显著正相关，但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网络欺凌行为并非由羞怯这一特质直接导致，而是羞怯引发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促使了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同时，研究也证实了相对剥夺、愤怒反刍在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道德的调节作用。然而，研究未发现网络道德对相对剥夺与网络欺凌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这可能与相对剥夺激活道德推脱等因素有关，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总的来说，该研究揭示了羞怯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明确了相对剥夺和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以及网络道德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深入理解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制定有效的网络欺凌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综合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验证，以进一步完善对网络欺凌行为的认识，更好地预防和减少网络欺凌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