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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危害严重，多数烟民想戒烟却难成功，FDA 批准的戒烟疗法利用率低。研究人员基于美国烟草与健康人口评估（PATH）研究数据，探究 SCA 使用与 NRT、处方药物利用及戒烟尝试的关系。结果显示 SCA 使用与处方药物利用、戒烟尝试有关，这为戒烟干预研究提供了方向。
在当今社会，吸烟问题犹如一颗 “健康毒瘤”，持续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自 1964 年美国卫生局局长报告发布以来，尽管吸烟流行率呈下降趋势，但吸烟依旧是美国可预防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约 48 万人因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失去生命，经济损失超 1700 亿美元 ，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烟民比例相对较高，健康状况更令人担忧。
多数烟民虽有戒烟意愿，却面临诸多阻碍。令人遗憾的是，使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戒烟药物疗法（如尼古丁替代疗法（NRT）和处方药物）的烟民不到三分之一，最常见的戒烟方式竟是 “突然戒烟”（cold turkey），但这种方式成功率极低。从健康公平角度看，边缘化群体因经济障碍和医疗不信任等因素，戒烟药物疗法的使用率更低，导致他们遭受更高的吸烟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
在此背景下，戒烟应用（Smoking Cessation App，SCA）应运而生。它是安装在移动设备上，旨在帮助人们戒烟的计算机程序，具有多种功能，如提供个性化戒烟计划、戒烟治疗信息、渴望管理策略等。近年来，SCA 市场蓬勃发展，然而，关于 SCA 与 NRT / 处方药物使用以及戒烟尝试之间的关系却鲜少被深入研究。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美国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们利用烟草与健康人口评估（Population Assessment of Tobacco and Health，PATH）研究中的数据进行纵向二次数据分析。PATH 研究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队列研究，研究人员从该研究中选取了部分成年烟民作为样本，这些烟民在一生中至少吸过 100 支烟，目前每天或偶尔吸烟，并且计划在一年内戒烟。
研究人员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ing Estimating Equation，GEE）模型，对 2014 - 2019 年期间 SCA 使用起始与 NRT、处方药物使用以及戒烟尝试之间的纵向关联进行了深入探究。GEE 模型适用于分析纵向研究中来自同一受试者的重复测量数据，能有效控制个体间观测值的相互依赖性，在该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研究结果
- SCA 使用起始与 NRT 使用：研究发现，使用 SCA 的个体与未使用 SCA 的个体在 NRT 使用上未呈现出显著差异。通过 GEE 模型分析，在未调整模型、调整社会人口学协变量模型以及调整社会人口学和心理健康协变量模型中，结果均保持一致。
- SCA 使用起始与处方药物使用：SCA 使用者报告使用处方药物的几率显著高于未使用者（AOR = 2.43，95 % CI：1.63，3.64；p < 0.05）。这一结果在不同模型中均得到验证，表明 SCA 使用起始与处方药物使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 SCA 使用起始与过去 12 个月戒烟尝试：SCA 使用者过去 12 个月内尝试戒烟的几率显著高于未使用者（AOR = 1.38，95 % CI：1.09，1.76；p < 0.01）。同样，该结果在各模型中稳定存在，显示出 SCA 对戒烟尝试具有积极影响。
研究结论与讨论
综合研究结果表明，在计划戒烟的成年烟民中，SCA 使用起始与处方药物使用以及戒烟尝试相关，但与 NRT 使用无关。这一发现为戒烟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SCA 可能通过其信息功能，消除烟民对处方药物的误解，从而促进其使用，尤其是对于边缘化群体，有望成为提高他们对药物疗法积极态度的有效干预手段。另一方面，SCA 作为一种独立干预措施，与戒烟尝试之间存在关联，这意味着它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研究未明确参与者使用的 SCA 类型，无法确定何种 SCA 对研究结果影响更大；部分参与者可能误使用烟草行业开发的亲烟草应用；研究仅针对计划一年内戒烟的规律烟民，结果可能不适用于非规律烟民和戒烟计划不明确的人群；同时，研究未深入分析性别差异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尽管如此，该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它首次在全国代表性样本中研究 SCA 的使用，样本中包含大量边缘化群体参与者，且采用了长达五年的纵向研究设计，研究范围广泛，结果更具现实意义。此次研究为后续进一步探究 SCA 在戒烟干预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未来研究可针对这些局限性展开，深入剖析不同类型 SCA 的效果，明确社会人口学因素与 SCA 使用的关系，以及 SCA 与戒烟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制定更有效的戒烟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成果发表在《Addictive Behaviors》杂志上，为该领域的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