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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了近二十年赌博相关危害（GRH）测量的发展，从最初借用问题赌博严重程度测量方法，到如今专用的 GRH 测量工具。指出将 GRH 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挂钩的重要性，并探讨了量化 GRH 影响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办法，值得一读。
一、赌博相关危害测量的发展历程
过去二十年，赌博相关危害（GRH）的测量经历了显著演变。早期，常借用现有问题赌博严重程度测量工具，如问题赌博严重程度指数（PGSI）和南橡树赌博筛查量表（SOGS）来评估危害。但这些工具混淆了成瘾症状和有害结果，部分项目更偏向行为成瘾指标，而非对健康和幸福的直接影响，导致早期 GRH 测量概念不够清晰。
大约 15 年前，研究人员开始开发定制方法系统评估 GRH。像 Raisamo 等人通过文献回顾和专家咨询筛选危害项目；Hing 等人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研究中使用涵盖抑郁、失业和破产等后果的二元项目；Salonen 等人从 SOGS 和 PGSI 衍生危害项目并采用二元计分。然而，这些研究仍存在问题，如继续纳入行为成瘾指标，以及 “受危害” 与 “未受危害” 的任意分类。
新一代专门的 GRH 测量工具相继出现，包括问题与病态赌博测量（PPGM）、危害问卷（HQ）和简短赌博危害筛查（SGHS）等。PPGM 虽为通用问题筛查工具，但包含财务问题、精神压力和人际关系问题等危害项目；HQ 创新地评估危害程度及其与赌博的归因关系；SGHS 则基于丰富的定性研究，依据统计标准筛选症状以最大化敏感性，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并被广泛采用。不过，这些 GRH 测量工具仍缺乏与公共卫生指标如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或残疾权重的关联。
二、GRH 测量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关联及问题
一系列研究试图确定与 PGSI 相关的残疾权重，发现问题赌博者的影响是低风险赌博者的三倍多。低风险和中等风险赌博者虽个体影响较小，但因其数量众多，产生了较大的总体负担，即 “预防悖论”，这对传统赌博危害的病理或临床模型构成挑战。
将 GRH 评估纳入更广泛的疾病负担框架是重要进展，但该框架基于 PGSI，且仅依赖直接主观诱导方法，如时间权衡法或视觉模拟量表，这些方法与间接方法（依赖健康和幸福的自我报告调查以及与危害症状的统计关联）形成对比。
大多数赌博问题和危害测量仅提供定性分类信息，无法表明不同类别间危害程度差异。目前，SGHS 是唯一发展为对 HRQoL 影响的定量指标的工具。SGHS 持续受到研究关注，芬兰的 Latvala 等人开发了 18 项版本（SGHS - 18），覆盖更多危害领域，且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Browne 等人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PGSI 和 SGHS 类别导致的健康效用下降，发现非零 SGHS 分数以及 PGSI 中风险和问题赌博者类别有显著下降，且二者估计的总体危害负担相似。
此外，赌博危害不仅影响赌博者本人，还会波及与其有社会联系的人。澳大利亚一项研究表明，过去一年有 6.0% 的成年人因他人赌博受到危害，伴侣或家庭成员造成的危害对女性影响更大。
三、对 GRH 测量工具的批判及回应
有人批评 SGHS 部分项目可能不反映真正危害，认为一些项目如 “减少娱乐支出” 只是理性支出的机会成本。但研究发现，即使是得分较低的 SGHS 项目也能预测个人幸福感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其与其他更严重的财务危害及负面结果存在相关性。同样的逻辑也可用于批判 PGSI，如 PGSI 的第 9 项 “对赌博方式或赌博时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按 SGHS 批评者的逻辑，这也可能被视为机会成本，但实际上该项目反映了赌博者与赌博的关系及潜在问题，SGHS 项目也是如此，它们是一系列危害的指标。
还有观点认为 GRH 测量中的危害项目不够 “严重”，不应被考虑。然而，许多其他疾病的筛查工具也包含相对较轻的症状，如患者健康问卷 - 9（PHQ - 9）用于筛查抑郁症，包含 “感到疲倦或精力不足” 等问题；广泛性焦虑障碍 7 项量表（GAD - 7）用于筛查广泛性焦虑障碍，有 “感到紧张、焦虑或不安” 等项目；饮食态度测试（EAT - 26）用于筛查饮食失调，包括 “饥饿时避免进食” 等症状。不能因症状较轻就否定其有效性，关键是确保应用的残疾权重合适。
四、GRH 测量的新进展及讨论
为改进 GRH 测量，研究团队开发了赌博危害量表（GHS）系列工具，包括针对赌博者和受影响他人（AOs）的 10 项和 20 项版本，原 SGHS 更名为 GHS - 10。GHS 系列具有较强的心理测量属性，得分能预测控制风险因素和共病后的健康效用下降。20 项版本虽覆盖更多领域和更严重的探测项目，但在统计上仅比 10 项版本表现略好，这体现了赌博危害的简单因子结构。通过对赌博者和 AOs 的定性访谈及专家对 HRQoL 影响的评估，验证了 GHS 能反映危害程度的差异。
在测量 GRH 方面，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相对容易实现，受访者能可靠报告赌博带来的具体危害。GRH 在统计上是单一维度的结构，不同领域的危害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关于是否纳入某些症状的争议意义不大，不同测量工具在可靠性和有效性上可能表现相似。
概念清晰对 GRH 测量至关重要，GRH 指赌博对个人 HRQoL 的可测量影响，与过度财务损失机制和行为成瘾不同，应在不同尺度上测量。GRH 测量中的危害项目应视为症状，需进一步验证和与 HRQoL 挂钩才能准确解释。
直接诱导残疾权重易受污名化、过度归因和反应框架效应影响，存在向上偏差；间接方法虽保守，但对赌博导致的 HRQoL 影响估计相对较低。研究团队采用 SF - 6D 作为 HRQoL 的独立测量指标，但该指标更侧重于身体健康和活动能力，对赌博相关影响不够敏感。直接测量虽有偏差，但能直接询问受影响者的经历，具有优势。综合考虑，采用混合方法更为合适，即通过直接测量确定最严重赌博危害的残疾权重（如 0.4 - 0.5），再用稳健的间接测量评估从无危害症状到最大危害的曲线，同时可采用多种健康和幸福指标，这样能结合直接和间接方法的优势，解决 “预防悖论” 等争议。
五、结论
量化 GRH 在赌博研究中至关重要，对制定循证政策意义重大。目前的主要挑战不是选择测量哪些 GRH 症状，而是将测量分数与有意义的指标（即 HRQoL 的下降）挂钩，这是困难但必要的，因为任意划分界限和类别的 GRH 测量工具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缺陷。通过将难题分解为确定与 HRQoL 残疾权重相关的最大值和曲线形状两个问题，利用现有证据和间接方法、多种合适的健康和幸福标准测量，有望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仍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如非赌博障碍者所受危害的精确比例，但应依靠数据而非争论来解决。HRQoL 框架和其他健康与幸福标准是目前测量赌博危害最有前景的数据驱动、基于证据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