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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诺亚方舟故事，从科学角度深入剖析。指出其全球洪水、物种搭载等说法与地质、生物科学相悖。像 “巴拉明学”（baraminology）这类为其辩护的理论也属伪科学。该故事无法用科学证实，却有人借此否定科学，值得深思。
诺亚方舟故事引发的科学与信仰争议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宗教与科学宛如两条时而并行、时而交织的轨迹，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诺亚方舟的故事作为宗教经典中的重要篇章，一直以来都承载着深厚的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从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的传说，发现其中诸多内容与现代地质、生物科学知识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
洪水与方舟：科学视角下的质疑
从科学角度来看，诺亚方舟故事中的全球洪水这一设定面临着诸多无法解释的难题。地球的水资源分布是一个既定的科学事实，海洋占据了地球约 97% 的水，剩余 3% 存在于冰川、河流和湖泊中。即便将所有的海洋和淡水相加，全球海平面也仅仅能上升约 250 英尺（约 76.2 米）。而珠穆朗玛峰高达 29,032 英尺（8849 米），还有众多其他高山、高原和高海拔地区。这就意味着，地球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水来实现淹没全球陆地的大洪水。
此外，若真发生全球大洪水，所有淡水与海水混合后，其盐度会与现今海洋相近，这对于依赖淡水生存的植物和动物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同时，认为海洋山谷降低、高山如珠穆朗玛峰在洪水后升高以满足洪水发生条件的说法，既没有在圣经中找到依据，也与地质和海洋科学的研究成果相悖。
方舟的建造在科学上同样面临巨大挑战。在诺亚所处的时代，人们缺乏建造如此大型远洋船只的经验和技术。建造方舟所需的物理学、微积分、机械工程以及造船等多方面知识，在当时尚未出现。而且，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方舟存在的实物遗迹，这也使得方舟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从科学角度分析，建造一艘能承载众多动物并在海上航行近一年的船只，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方舟上的生物：遗漏与不可能
诺亚方舟故事中关于搭载生物的描述，与现实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存在着诸多不符之处。地球上已知的生物种类繁多，目前已发现约 170 多万种现存物种，还有大量未被描述和已经灭绝的物种。但诺亚仅被指示带上用鼻孔呼吸的陆地动物，这就遗漏了众多重要的生物类群。
昆虫作为地球上物种最为丰富的（非寄生）动物群体，其数量超过 100 万种。它们通过外骨骼上的气孔（spiracles）呼吸，不在诺亚的搭载范围内。然而，让如此庞大数量的昆虫在全球洪水期间，在没有陆地且只有盐水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在随后的 4375 年里繁衍出如今的物种多样性，这在科学上是难以解释的。
微生物是维持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浮游动物作为水生食物网的基础，同样至关重要。但在方舟故事或圣经传说中，它们都未被提及。全球洪水带来的咸水会摧毁淡水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基础，而这些生态系统如何在洪水后重新恢复，在故事中没有任何科学解释，只能依靠信仰来接受。
植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进行光合作用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能量。尽管圣经中提到了植物，但诺亚却没有收到关于保存植物的明确指示。咸水会使淡水植物死亡，而且要在方舟上保存足够代表当今 38 万种已知植物（更不用说真菌、苔藓、地衣等）的样本，从植物学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
寄生虫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几乎每种动物都有几种寄生虫，有些寄生虫甚至还有自己的寄生虫。然而，在方舟故事中却没有提及寄生虫。人类自诺亚时代起就至少携带 300 种寄生虫，若要在方舟上保存这些寄生虫，8 名船员的寄生虫负载将极为沉重，甚至会使人丧失行动能力。而且，寄生虫的化石记录表明，寄生虫的寄生生活方式几乎和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在方舟事件后才转变为寄生状态。
恐龙与方舟：想象与现实的差距
近年来，一些神创论者声称诺亚方舟上搭载了恐龙，这一说法更是荒诞不经。恐龙生活在距今约 6500 万年前，与人类的出现相隔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如果人类和恐龙曾共同生活在诺亚时代，那么在全球各地至少 100 个发现恐龙化石的地点，应该能找到人类和恐龙骨骼共同存在的化石沉积。但事实上，在化石记录中，恐龙（鸟类除外）和人类被至少 6000 万年的时间间隔分开，这充分证明了人类和恐龙并未共同存在，诺亚方舟上也不可能有非鸟类恐龙。
即使从假设的角度出发，想象诺亚如何将恐龙带上方舟也是困难重重。例如，霸王龙（Tyrannosaurus rex）、迅猛龙（Velociraptor）等凶猛的恐龙，会对其他动物和人类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对于如何在方舟上饲养和照顾这些恐龙，圣经中没有任何记载，提出的诸如带恐龙蛋、让恐龙冬眠、用面包虫或蚱蜢喂养等解释，都缺乏科学依据，只是为了迎合方舟故事而编造的想象。
巴拉明学：伪科学的尝试
为了挽救诺亚方舟故事在生物学上的困境，年轻地球神创论者发明了 “巴拉明学”（baraminology）。这一理论试图通过定义 “巴拉明”（baramin）来解释方舟上的物种搭载问题。他们认为 “巴拉明” 是圣经中所说的 “种类”，而非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通过研究现代物种的特征，找出 “最小公分母” 并将其指定为 “巴拉明”，以此声称诺亚只需带上少数 “巴拉明”，洪水过后这些 “巴拉明” 就演化出了如今的 170 多万种物种。
然而，“巴拉明学” 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伪科学。它无法通过科学证据来验证其核心假设，即 “巴拉明” 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且 “巴拉明” 不会灭绝或产生其他 “巴拉明”。在实际操作中，确定 “巴拉明” 的标准是主观和任意的，缺乏科学依据。与基于客观证据构建的进化树（phylogenetic trees）不同，“巴拉明学” 的研究结果往往是为了迎合圣经的解释，而不是基于科学事实揭示生物进化的历史模式。
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对哺乳动物的研究也没有发现支持 “巴拉明” 存在的证据。比较 102 种代表大多数哺乳动物多样性的物种的 20 个基因（44,466 个 DNA 碱基对）后发现，基因距离的分布没有显示出可以划分 “巴拉明” 的离散间隙。这表明，从基因层面无法将现代哺乳动物划分为不同的 “巴拉明”，所谓的 “巴拉明” 在生物学上并不成立。
近亲繁殖：遗传学上的困境
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诺亚方舟故事中的物种繁衍模式也存在严重问题。近亲繁殖会导致有害突变在后代中表达，产生不良甚至致命的后果。哈布斯堡家族为了保持家族财富，实行近亲通婚，结果家族成员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西班牙的查理二世，他因高度近亲繁殖而身材矮小、跛足、患有癫痫、不育，还出现了下颌前突（即哈布斯堡唇 / 颌）等症状，最终家族血脉断绝。
在诺亚方舟的设定中，若地球上的 170 多万种物种都源于少数 “巴拉明” 在几千年内的繁衍，那么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近亲繁殖问题。“巴拉明” 的后代在繁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兄弟姐妹或亲子之间的交配，这种程度的近亲繁殖所带来的 “近亲繁殖债务” 将是灾难性的，违背了基本的遗传学理论。
结论：科学与信仰的界限
在当今时代，科学信息广泛传播，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日益丰富。然而，科学否定的现象却依然存在。一些人由于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不足，受到社会群体信仰的影响，在面对科学与信仰的冲突时，往往选择否定科学。这种现象体现了 “邓宁 - 克鲁格效应”（Dunning - Kruger Effect），即人们由于知识匮乏，意识不到自己对科学话题的理解存在缺陷。
那些声称诺亚方舟故事在生物学和地质学上准确的人，就陷入了这样的认知误区。他们的知识局限使他们无法认识到故事中存在的致命缺陷，而一些看似权威的人，如 Answers in Genesis 的创始人 Ken Ham，虽然缺乏科学训练，却凭借个人观点强化了这些错误认知，误导公众，干扰学校课程，将学生引入科学否定的歧途。
但并非所有的信仰与科学都是相互排斥的。科学理论如进化论，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检验，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石。我们应该尊重科学事实，避免用信仰取代科学证据。根据 “希钦斯剃刀”（Hitchens Razor）原则，没有证据支持的断言可以被合理地忽视。诺亚方舟故事在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真实性缺乏科学证据，不应被当作科学事实来传播。不过，人们可以从诺亚方舟的寓言故事中汲取精神启示，而无需将其视为科学真理，这也是一种理性看待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