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评估估计葡萄糖处置率（eGDR）和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对心血管 - 肾脏 - 代谢综合征 0 - 3 期患者死亡率的影响：一项全国性前瞻性队列研究

《Cardiovascular Diabetology》：Joint association of estimated glucose disposal rate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response index with mortality in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stage 0–3: a nationwid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为探究胰岛素抵抗（IR）和炎症在心血管 - 肾脏 - 代谢（CKM）综合征 0 - 3 期的联合作用，研究人员开展了以 eGDR 和 SIRI 为指标，评估其与死亡率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二者有联合作用，可帮助识别高风险个体，为临床干预提供依据。

　　心血管 - 肾脏 - 代谢（CKM）综合征近年来备受关注，它揭示了代谢紊乱、慢性肾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美国，2015 - 2020 年期间，超过 25% 的成年人被诊断出患有 CKM 综合征，这使其成为该时期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CKM 综合征的发生发展与胰岛素抵抗（IR）、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等密切相关。

IR 表现为靶器官和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与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紧密相连。以往评估 IR 的方法，如高胰岛素正糖钳夹试验（HIEG）和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评估（HOMA-IR），存在成本高、操作繁琐等问题，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新出现的估计葡萄糖处置率（eGDR），计算相对简便，且已被证实与心脑血管疾病及心血管死亡率密切相关，但它在 CKM 综合征患者中的具体作用尚不明确。

炎症反应在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代谢紊乱疾病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作为一种新的炎症评估指标，基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计数来评价炎症程度，其与心血管疾病及死亡率的关系已得到证实，且在预测方面表现优异。然而，SIRI 与 IR 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交互作用尚不清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利用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的数据，纳入了 1999 年至 2018 年期间 10 个周期的 18,295 名 CKM 综合征 0 - 3 期参与者，旨在评估 eGDR 和 SIRI 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联合评估对死亡风险预测的价值。

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依据 NHANES 的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设计获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其次，通过特定公式计算 eGDR（21.158 - (0.09 × 腰围 [cm]) ? (3.407 × 高血压 [是 1 或否 0]) ? (0.551 × 糖化血红蛋白 (HbA1c)[%])）和 SIRI（(单核细胞计数 × 中性粒细胞计数)/ 淋巴细胞计数）；最后，运用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模型评估 eGDR 和 SIRI 与死亡率的关系，并使用限制立方样条（RCS）分析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 。

研究结果如下：

1. 基线特征：研究共纳入 18,295 名参与者，平均年龄 45.23 岁，女性占 51.56% 。eGDR 和 SIRI 的中位数分别为 8.48 和 0.94。低 eGDR 组的参与者更可能是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健康饮食指数（HEI）得分较低且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较低的男性，同时他们的体重指数（BMI）、血糖、尿酸、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水平较高。高 SIRI 组与低 SIRI 组相比，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2. eGDR 或 SIRI 与全因和心血管死亡率的关联：在平均 121 个月的随访期内，记录了 1,998 例全因死亡和 539 例心血管死亡。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显示，eGDR 和 SIRI 的不同四分位数和二分法分组在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经多变量调整后，eGDR 与全因死亡率（风险比 (HR) 0.90，95% 置信区间 (CI) 0.86 - 0.94）和心血管死亡率（HR 0.85，95% CI 0.78 - 0.93）呈显著负相关；SIRI 与全因死亡率（HR 1.16，95% CI 1.11 - 1.21）和心血管死亡率（HR 1.33，95% CI 1.19 - 1.46）呈显著正相关 。RCS 曲线分析表明，eGDR 与全因死亡率呈线性关系，SIRI 与全因死亡率呈 L 形关系，而二者与心血管死亡率均呈线性关系。亚组分析显示，eGDR 或 SIRI 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在各亚组中均存在，且 eGDR 与全因死亡率的关联在 60 岁以下的参与者中更为显著。
3. eGDR 和 SIRI 与全因和心血管死亡率的联合分析：将 eGDR 和 SIRI 结合，将研究人群分为四组。K-M 曲线显示，低 eGDR 和高 SIRI 的个体死亡率风险最高。与 eGDR > 8.48 且 SIRI ≤ 0.94 的参与者相比，eGDR ≤ 8.48 且 SIRI > 0.94 的个体全因死亡率增加 1.97 倍（95% CI 1.58 - 2.44），心血管死亡率增加 2.35 倍（95% CI 1.48 - 3.73） 。进一步分析表明，无论 SIRI 水平如何，eGDR 较低的参与者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风险均显著升高；在低 eGDR 人群中，SIRI 越高，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风险增加越明显。
4. 亚组分析：在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亚组中，低 eGDR 和高 SIRI 均与死亡率风险增加相关。特别地，eGDR 和 SIRI 对全因死亡率的联合影响在 60 岁以下的参与者中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首次评估了 eGDR 和 SIRI 对 CKM 综合征 0 - 3 期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较低的 eGDR 和较高的 SIRI 均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增加显著相关，二者存在交互作用，低 eGDR 和高 SIRI 水平的患者死亡风险更高。此外，亚组分析显示这种联合效应在 60 岁以下人群中更为突出。

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eGDR 和 SIRI 联合使用能够更有效地识别 CKM 综合征早期的高风险个体，有助于及时进行检测和干预，从而降低死亡率，改善患者的整体预后。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未比较 eGDR 与其他 IR 标记物在 CKM 综合征中的预测能力，缺乏 eGDR 和 SIRI 的动态变化信息，药物使用情况基于自我报告的基线数据，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能受限，且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等。

总体而言，该研究为 CKM 综合征的早期风险评估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克服这些局限性，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