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re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Exploring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comprehensive insights into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 of hepatotoxic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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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03月29日来源:Future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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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聚焦药物性肝损伤(DILI),详细剖析其分类、发病机制,如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等。同时探讨流行病学、诊断方法、治疗措施及新兴风险因素,为深入了解 DILI 提供全面视角,对临床实践和药物研发意义重大。
特发性 DILI:大多数致 DILI 药物的风险较低且不可预测。这种类型与特定遗传或其他因素有关,影响不到万分之一的人群,发病延迟且难以预测。它可分为免疫介导(过敏)和非免疫介导反应。免疫介导的特发性 DILI 通常在用药后 1 - 6 周内出现,伴有发热、皮疹、白细胞增多等症状,部分患者还会产生自身抗体;非免疫介导的特发性 DILI 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线粒体功能障碍、胆汁盐输出泵抑制及遗传易感性有关。此外,药物还可通过多种模式导致肝损伤,如脂肪性肝炎、肿瘤性(合成代谢类固醇诱导或结节性再生性增生)和血管炎(硫唑嘌呤诱导的肝窦阻塞综合征)。
流行病学:准确确定特发性 DILI 的发病率颇具挑战,因其诊断复杂,易延误或漏诊。现有数据多来自回顾性研究,不同地区 DILI 发病率存在差异。中国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其年发病率为每 10 万人 23.8 例,高于西方国家;英国研究发现不同药物引发 DILI 的风险不同,同时使用多种药物会增加风险;法国和冰岛的前瞻性研究分别得出年发病率约为每 10 万人 14 例和 19 例。
分子机制
氧化应激的诱导:药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反应性代谢物会引发氧化应激,破坏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增加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生成。例如环磷酰胺通过氧化还原循环产生超氧自由基,对乙酰氨基酚过量会生成毒性代谢物 N - 乙酰 - p - 苯醌亚胺(NAPQI),消耗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储备,间接引发肝细胞内 ROS 生成,导致肝损伤。炎症也会通过促炎介质引发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
肝毒性底物与代谢:药物经转运蛋白进入肝细胞,代谢后通过特定蛋白泵排出。药物外排转运蛋白的抑制会导致有害代谢物在肝细胞内积累,增加肝毒性风险;而基底外侧摄取转运蛋白的抑制虽不太可能直接损伤肝脏,但会影响其他药物的药代动力学。遗传变异也与 DILI 相关,如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2(MRP2)的变异会影响肝细胞清除结合阴离子药物代谢物的能力。
细胞凋亡与坏死信号通路:细胞凋亡在 DILI 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可通过外源性(死亡受体信号)和内源性(线粒体介导)途径发生。在 DILI 中,主要通过内源性途径启动凋亡,由 ROS 生成引发线粒体膜通透性改变,释放细胞色素 c,激活下游 caspase 酶,导致细胞死亡。坏死则由线粒体通透性转换(MPT)触发,破坏线粒体功能,导致细胞膜完整性丧失和细胞死亡。对乙酰氨基酚主要通过坏死诱导细胞死亡,而大多数其他药物导致的 DILI 中,坏死和凋亡的相对作用尚不确定。
临床症状与诊断:多数 DILI 病例无症状或症状轻微且不具特异性,停药后通常可缓解,但这可能延误诊断,因其症状与其他肝脏疾病相似。诊断 DILI 需排除其他病因,综合考虑病史、症状、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结果。肝活检通常不是必需的,但在存在自身免疫特征时有助于诊断。RUCAM 是常用的因果关系评估工具,通过计算 R 比值确定肝损伤类型,评估多个因素判断药物与肝损伤的因果关系,但该工具存在复杂性高、定义模糊等局限性。LiverTox 是在线资源,但在预测特发性 DILI 方面存在不足。新兴生物标志物如 miR - 122 和谷氨酸脱氢酶(Glutamate Dehydrogenase,GLDH)有望用于 DILI 的早期检测,但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预后:DILI 通常在停药后改善,但部分病例可能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导致严重并发症甚至需要肝移植。预后受药物种类、损伤严重程度和患者特征等因素影响。总体而言,普通人群的预后优于专科医疗中心的患者。Hy’s 定律可用于预测 DILI 患者进展为急性肝衰竭的风险,符合该定律标准的患者死亡率较高。多数 DILI 患者可完全康复,少数会发展为慢性 DILI,其长期预后难以预测。
新兴风险因素
宿主因素:宿主因素,尤其是药物基因组学风险因素,在 DILI 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药物代谢基因的遗传变异与不同形式的 DILI 相关,HLA 区域的变异与多种药物引发的 DILI 密切相关,如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和氟氯西林。HLA 筛查可帮助排除 DILI,但不同药物的预测价值不同。年龄和性别也影响 DILI 易感性,老年人和儿童因肝脏功能差异风险较高,女性可能因激素影响更易患病。药物经细胞色素 P450(CYP450)酶代谢的程度与 DILI 风险相关,产生反应性代谢物的药物风险更高。存在基础肝脏疾病会增加 DILI 风险,因其会影响药物代谢、肝细胞敏感性和肝脏再生能力。
药物特征:药物的化学结构、分子量和脂溶性等特征影响 DILI 风险。高脂溶性药物更易渗透和摄取,可能产生更多有毒代谢物。经 CYP450 酶代谢产生反应性代谢物的药物与特发性 DILI 风险增加有关,而含有羧酸官能团的药物风险相对较低。
其他因素:多药联用会增加 DILI 风险,因其可能导致药物相互作用和累积肝毒性。遗传变异影响药物代谢,营养状况也与 DILI 风险相关,营养不良或肥胖会影响肝脏功能和药物代谢。基础健康状况如糖尿病、肾功能损害和心血管疾病会增加 DILI 发生的可能性。
新发现肝毒性药物:近年来发现了一些新的肝毒素,如地诺单抗、苯海拉明、伊格列净、托伐普坦、利伐沙班、奥贝胆酸、依库珠单抗、伊匹木单抗和索利霉素等。这些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可能引发不同类型的肝损伤,部分药物已因肝毒性问题受到关注,如索利霉素因潜在肝毒性未获 FDA 批准。
知名肝毒素的新发现
对乙酰氨基酚:近期研究聚焦于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 DILI 的新型诊断生物标志物、遗传易感性、新治疗策略和公共卫生举措。研究发现对乙酰氨基酚蛋白加合物可作为诊断标志物,其血清水平与用药时间和剂量相关,同时一些血清生物标志物如 miR - 122、角蛋白 - 18(K - 18)和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 - 1)与 DILI 机制相关,线粒体损伤相关标志物有望预测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毒性结局。
抗菌药物:异烟肼是导致 DILI 甚至 ALF 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对其监测常依赖患者报告症状,存在报告不足和停药延迟的问题,会显著恶化患者预后。在美国可用的四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都与不同程度的肝损伤有关,传统认为红霉素诱导的急性胆汁淤积是自限性的,但近期数据表明其可能导致慢性 DILI,阿奇霉素在有基础肝脏疾病的患者中更易引发慢性 DILI。头孢唑林诱导的 DILI 多为中重度,但通常具有自限性。
DILI 治疗的关键是早期识别并及时停用致病药物,延迟停药会增加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和需要肝移植的风险,通常不建议重新使用致病药物。治疗过程中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对于肝细胞性 DILI 的治疗选择有限,严重肝功能障碍时常用皮质类固醇,但除无法排除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或由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导致的 DILI 外,其有效性缺乏有力证据。L - 肉碱和 N - 乙酰半胱氨酸(N - acetylcysteine,NAC)等药物可用于特定情况,NAC 对治疗非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包括 DILI 有一定效果,可提高患者生存率。对于胆汁淤积性 DILI 患者的严重瘙痒症状,抗组胺药或胆汁酸树脂等药物可能有帮助。患者的住院决策和住院时长取决于肝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出现黄疸、凝血障碍、精神混乱和肾功能受损等症状可能提示肝衰竭,需要及时转诊至肝移植中心评估。
结论
DILI 在临床实践和药物研发中仍是重大挑战。了解内在性和特发性 DILI 的机制对改善诊断、管理和预防策略至关重要。尽管研究取得进展,但特发性 DILI 的不可预测性和个体易感性的复杂性仍阻碍研究进展。加强药物警戒、遗传筛查和个性化医疗方法可能是减轻 DILI 影响的关键。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明确具体分子途径、建立可靠的早期检测生物标志物和探索新的治疗靶点,以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