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对扩张型心肌病不良预后的预测价值：为临床决策提供关键依据

《Scientific Reports》：Prognostic potential of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for adverse outcomes i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为探究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对扩张型心肌病（DCM）不良预后的预测价值，研究人员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 NLR 与死亡风险相关，有助于临床风险分层。

　　

扩张型心肌病预后评估新指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的重要价值

在心血管疾病的领域中，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就像一颗隐藏在心脏里的 “定时炸弹”，它以左心室扩张和收缩功能障碍为特征，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作为导致心力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DCM 患者的预后情况参差不齐。尽管现代医学在诊断和治疗手段上不断进步，但如何准确判断患者的预后，依旧是困扰医学界的一大难题。这就好比在黑暗中摸索，医生们急需一盏明灯，照亮预测患者病情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随着对心血管疾病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炎症反应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作为一种新兴的炎症标志物，逐渐进入了科研人员的视野。它不仅获取方便、成本低廉，还在多种疾病的预后评估中展现出了潜力。不过，在 DCM 这个特定领域，NLR 的预测价值究竟如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相关研究也十分有限。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他们深入挖掘 2012 年 10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的患者数据，精心筛选出 666 例首次入院的 DCM 患者，旨在探究 NLR 与 DCM 患者不良预后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为 DCM 的临床诊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研究人员在开展此项研究时，运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他们依托医院的医疗记录系统，收集患者的临床特征数据，涵盖病史、合并症、身体检查结果、血液生化指标、超声心动图、心电图以及药物治疗方案等多方面信息。通过电话随访和查阅重复住院记录获取患者的预后信息，将全因死亡（包括心脏移植）设为主要终点，把心脏死亡、心力衰竭死亡（包括心脏移植）和猝死作为次要终点。在数据分析阶段，运用 t 检验、卡方检验或 Fisher 检验等方法分析基线特征差异，借助 Youden 指数确定 NLR 的最佳临界值，使用 Kaplan-Meier 曲线和 log rank 检验比较不同组间的累积风险差异，采用 Cox 回归模型评估 NLR 与预后的关系，并进行亚组分析和剂量 - 反应关系分析 。

研究结果令人瞩目。在平均 31.7±24.4 个月的随访期后，666 例患者中有 221 例出现全因死亡。死亡组的 NLR 值（4.6±5.3）显著高于存活组（3.2±2.9）。不同死亡原因组的 NLR 水平普遍高于存活组，其中其他原因死亡组的 NLR 值最高（8.9±8.5），心力衰竭死亡组次之（4.4±5.3）。以 NLR=3 为界分组后发现，NLR≥3 组在全因死亡、心脏死亡和心力衰竭死亡的累积风险上，均显著高于 NLR<3 组，但在猝死方面两组无显著差异。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NLR 对不同结局的预测准确性会随随访时间延长而下降，最终趋于平稳，且对猝死没有预测价值。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表明，无论是否调整其他因素，NLR 都与全因死亡、心脏死亡和心力衰竭死亡独立相关。在完全调整模型中，NLR 每增加 1 或 1 个标准差，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 5% 和 20%，心脏死亡风险增加 4% 和 15%，心力衰竭死亡风险增加 5% 和 21% 。

亚组分析发现，NLR 与年龄、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存在交互作用。在老年人群（年龄≥60 岁）中，NLR 对不良结局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 LVEF<35% 的患者亚组中，NLR 与心脏死亡和心力衰竭死亡的关联更为密切，LVEF≥35% 的亚组则未显示出这种显著关联。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 NLR 与不同结局之间的剂量 - 反应关系。log₂(NLR) 与全因死亡风险呈 J 形相关，与心脏死亡和心力衰竭死亡风险呈线性相关。当 log₂(NLR) 分别达到 1.359（对应 NLR=2.565）、1.327（对应 NLR=2.509）和 1.34（对应 NLR=2.532）时，全因死亡、心脏死亡和心力衰竭死亡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 1 。NLR 超过这些阈值后，风险比逐渐上升。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NLR 在预测 DCM 患者不良结局方面表现出色，且与不良结局风险显著正相关，即便调整了临床混杂因素，这种关系依然稳定。这表明 NLR 有望成为 DCM 患者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炎症在 DCM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NLR 升高可能通过激活炎症通路、引发氧化应激和内皮功能障碍等机制，导致心肌损伤和重构，进而影响患者预后。不过，NLR 的预测性能会随时间下降，提示可能存在其他影响 DCM 患者长期预后的因素。而且 NLR 与不同结局的剂量 - 反应关系存在差异，其潜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从临床意义来看，将 NLR 纳入风险分层模型，有助于医生识别 DCM 高风险患者，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个性化管理策略，如加强监测、尽早启动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增加随访频率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并发症等，尤其对老年患者和 LVEF<35% 的高风险人群意义重大。但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回顾性研究的固有偏倚、单中心研究导致的结果普遍性受限、样本量相对较小等。未来还需要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NLR 在 DCM 中的预后价值，并探索其与其他风险标志物联合应用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 NLR 在 DCM 不良预后预测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证据，让人们对 DCM 的预后评估有了新的认识。尽管还有许多未知等待探索，但 NLR 这一潜在的预后标志物，已经为 DCM 的临床诊疗打开了新的思路，有望在未来帮助医生更好地守护患者的心脏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