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教育对精神疾病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咨询的影响：提升认知，未改签署意向

《BMC Palliative Care》：The influence of an interactive educational approach on advance care planning counseling in individuals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为解决精神疾病患者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中面临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发现交互式教育可提升患者对 ACP 的认知和态度，但不影响签署意向，为精神科护理提供参考。

　　在台湾，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自 2000 年开始推行，相关立法不断完善，到 2016 年《患者自主权利法》的颁布，更是明确了 ACP 的重要地位，人们可以通过这一过程做出预立决定（Advance Decisions，AD） ，涵盖临终关怀、生命维持治疗等关键医疗选择。然而，精神疾病患者却在这一进程中举步维艰。由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他们常常被过早地贴上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定、沟通困难的标签，甚至在监护权问题上也备受困扰，这严重削弱了他们在医疗决策中的自主权。

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 AD 信息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参与 ACP 的机会却少之又少。传统的 ACP 一对一模式，虽然能实现咨询师与患者的专注交流，但缺乏共鸣，信息传播效率低下。而且，目前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系统、有效的 AD 指南也十分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探索如何改善精神疾病患者在 ACP 中的处境，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慈济大学、美和科技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展开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系列严谨的研究方法。首先，他们在台湾东部一家精神科教学医院的日间病房选取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将 90 名符合条件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 45 人。研究过程严格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充分保障参与者的权益。在数据收集方面，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士负责，使用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临终关怀知识量表、态度量表和签署意向量表的问卷进行调查。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研究人员设定了明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比如参与者需年龄在 20 岁及以上、意识清晰、能以台语交流等。

在干预措施上，所有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先共同参加了一场关于 ACP 和《患者自主权利法》的讲座，之后对照组继续接受常规的自我护理教育课程，而干预组则在此基础上，每两周参加一次为期一小时的小组健康教育课程，持续三个月，共六次。课程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个人或家庭临终关怀经历分享、ACP 探讨、《患者自主权利法》和 AD 解读等。

研究结果令人瞩目。在参与者属性方面，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基本特征上高度相似，这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奠定了基础。在知识量表得分上，干预组在干预后显著提高，从 6.71 分提升至 9.51 分（p<0.001），而对照组则略有下降，这表明交互式教育有效提升了患者对 ACP 的知识水平。态度量表得分上，干预组从 36.07 分提升至 38.69 分（p=0.008），对照组却有所降低，说明干预组患者对 ACP 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然而，在签署意向量表上，虽然干预组得分从 15.07 分提升至 16.16 分，但差异并不显著（p=0.067），这意味着交互式教育对患者签署 AD 的意向影响不大。

通过广义估计方程对组间、时间点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果。在知识和态度量表上，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后的差异显著，表明干预措施对提升患者知识和态度效果明显；而在签署意向量表上，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差异不显著，再次验证了干预对签署意向影响较小的结论。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该研究表明交互式教育能显著提升精神疾病患者对 ACP 的知识和态度，但对其签署 AD 的意向影响不明显。这一研究成果意义重大，一方面，它验证了交互式教育干预模式在基层医疗环境中开展 ACP 对话的有效性，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精神疾病患者在参与 ACP 过程中面临的阻碍，如疾病对长期决策能力的影响、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不足等。同时，研究还指出台湾医保体系对 ACP 咨询的覆盖缺失、评估患者决策能力的困难等问题，为后续研究和政策改进指明了方向。未来，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克服这些阻碍，增强患者参与 ACP 的意愿，推动 ACP 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广泛应用，更好地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