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sychology》:Driving green digital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on cultivating a green digital mindset and knowledge sharing for sustainabl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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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高校绿色数字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人员以中国高校为样本,发现动态能力和知识共享促进创新,意义重大。
在当今时代,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企业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纷纷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创新计划之中。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在推动绿色数字创新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绿色数字创新(GDI)是指将数字技术与环境保护目标相结合,在创新过程中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碳排放的降低。然而,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虽然数字创新发展迅速,但将可持续性融入数字创新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同时,高校在实施绿色数字创新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稀缺、流程陈旧以及领导方式缺乏可持续性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深入了解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如何促进高校绿色数字创新,来自江西科技学院和吉林外国语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三阶段(T1 = 数字领导力、动态能力,T2 = 知识共享、绿色数字思维,T3 = 绿色数字创新)的研究方法,以中国高校的高层管理人员为样本,通过在线调查收集数据。数据分析则运用了 SmartPLS 4.0 软件。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首先基于刺激 - 机体 - 反应(SOR)框架和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假设,构建了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数字领导力和动态能力被视为刺激因素,知识共享是中间的组织过程,而绿色数字思维则起到调节作用,最终影响绿色数字创新的产生。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领导力对绿色数字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可能是因为绿色数字创新在高校环境中具有特殊性,数字领导力在高校还处于发展初期,其积极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同时,中国高校的集中化结构和决策集中化可能抑制了数字领导力对绿色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且各高校对可持续性原则和政策的理解与实施机制存在差异,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而动态能力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则建立了显著的正向联系。动态能力能够帮助高校更好地整合、配置资源,适应环境变化,从而推动绿色数字创新的发展。例如,高校可以利用动态能力,及时识别和采用新的绿色技术和方法,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领导力与知识共享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数字领导能够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促进员工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动态能力同样对知识共享具有积极影响,具备动态能力的高校能够为知识共享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知识共享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知识共享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思维的碰撞,是绿色数字创新的关键因素。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知识共享在数字领导力、动态能力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它能够将数字领导力和动态能力转化为实际的创新成果。绿色数字思维则显著调节了知识共享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绿色数字思维的员工,能够更好地利用知识共享推动绿色数字创新。
综上所述,该研究揭示了数字领导力、动态能力、知识共享、绿色数字思维和绿色数字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理论方面,研究扩展了 SOR 框架,将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概念纳入其中,强调了内部组织过程和情境因素对可持续创新的影响,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研究明确了知识共享在可持续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以及绿色数字思维的调节作用,丰富了组织可持续性和创新的理论研究。
在实践方面,研究为中国高校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高校应培养精通现代技术且具有环保意识的领导者,加强数字领导力的培养。同时,要注重动态能力的发展,建立灵活的组织架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此外,高校还应构建完善的知识共享生态系统,鼓励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最后,通过课程设置、培训和宣传等方式,培养师生的绿色数字思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教学和科研中。
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运用了问卷调查法,以中国高校高层管理人员为样本,分三个阶段收集数据,有效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其次,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借助 Smart PL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该方法适用于处理复杂模型和评估预测关系。
研究结果具体如下:
共同方法偏差评估 :通过发送说明研究目的和保障信息安全的信函、采用多波次数据收集技术,并进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和标记变量测试,结果表明研究数据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较低。
测量模型评估 :对因子载荷、组合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等指标进行分析,发现所有因子载荷均超过 0.70,组合信度(CR)大于 0.70,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大于 0.50,且 “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 5,HTMT 值小于 0.90,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结构模型评估 :运用自抽样法(subsample =5000)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除了数字领导力对绿色数字创新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假设均得到验证。动态能力对绿色数字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领导力与知识共享、动态能力与知识共享、知识共享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共享在数字领导力、动态能力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起到显著中介作用;绿色数字思维显著调节知识共享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的关系。
决定系数和效应量 :研究中绿色数字创新和知识共享的 R2 值分别为 0.471 和 0.457,属于中等水平,说明模型中的外生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内生变量的变化。各潜在变量的 f2 值表明所有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均有一定的影响。
中介分析 :通过偏差校正自抽样法(5,000 样本,95% CI)在 SPSS PROCESS Macro 中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领导力和动态能力对绿色数字创新均有显著直接影响,知识共享在二者与绿色数字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该研究在高校绿色数字创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为高校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数字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样本和研究环境的局限性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行业和文化背景,采用实验方法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增加数据来源,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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