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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骨质疏松症对丹麦医疗保健和生产力成本的影响，通过准实验方法量化其经济负担，为资源分配提供依据，结果表明该疾病导致显著的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强调了预防和管理的重要性。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是一种以低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为特征的慢性疾病，导致骨骼脆弱易折。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其发病率不断上升，给医疗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在丹麦，骨质疏松相关骨折的发病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加，从2010年的66,000例上升到不到十年后的86,000例。然而，目前对于骨质疏松症经济负担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无法区分骨折是否发生在已确诊骨质疏松症患者中，也无法明确医疗系统各部分对成本的贡献。因此，准确量化骨质疏松症及其相关骨折的经济负担对于有效规划医疗资源至关重要。
丹麦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的研究人员联合其他机构，开展了这项基于丹麦注册数据的准实验研究。研究团队利用丹麦国家患者注册登记（National Patient Register, NPR）和丹麦国家处方注册登记（Danish National Prescription Register）等数据，识别出1930—1950年出生、2000—2021年间被诊断为骨质疏松症或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个体作为干预组，并从丹麦普通人群中匹配了1:1的对照组。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和差异中的差异（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方法，计算出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可归因医疗保健成本（包括医疗和社会护理成本）和生产力成本。
研究结果显示，骨质疏松症和相关骨折导致丹麦50—91岁个体每年平均增加超过3097欧元的医疗保健成本，且随着年龄增长，费用急剧上升。在667,000多名骨质疏松症患者中，该疾病导致的年度医疗保健负担超过20亿欧元。此外，骨质疏松症患者在66岁之前每年还面临3883欧元的生产力损失。这些发现表明，骨质疏松症不仅对医疗系统造成沉重负担，还对个人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创建对照组，确保两组在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等潜在混杂因素上具有可比性。随后，采用DID方法，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骨质疏松症诊断前后（即指数日期前后）的医疗保健成本和生产力成本差异，来估计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可归因成本。DID方法能够有效控制不可观测的混杂因素，并避免因成本数据右偏导致的分析问题。
在医疗保健成本方面，研究发现骨质疏松症组在观察期间的每年医疗保健成本均高于对照组。具体而言，未调整任何协变量时，骨质疏松症组的总年度医疗保健成本平均比对照组高出59%（OR 1.59, 95% CI 1.58–1.59），相当于每年增加3253欧元。在调整年龄、性别和合并症后，差异略微降低至50%（OR 1.50, 95% CI 1.50–1.51），相当于每年增加3097欧元。医院成本和社会护理成本是骨质疏松症可归因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同类型的骨质疏松症诊断对成本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通过椎体或髋部骨折诊断的患者，其年度成本比对照组高出1.62倍（95% CI 1.58–1.66）和1.85倍（95% CI 1.82–1.87）。
在生产力成本方面，骨质疏松症组在观察期间的年度生产力收益低于对照组，尤其是在50—59岁期间。经过调整后，骨质疏松症组的平均年度生产力收益比对照组低18%（OR 0.82, 95% CI 0.81–0.82），相当于每年减少3883欧元的收入，直到66岁。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是首次利用纵向个体水平数据和双重稳健分析方法在丹麦建立可归因成本的研究。研究结果强调了实施预防、早期检测和改善骨质疏松症管理策略的重要性，以应对该疾病带来的高成本负担。尽管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可能低估了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成本，但其基于丹麦全国范围内的注册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代表性，为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