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T 模型：全面解析癌症筛查行为的创新利器

为解决癌症筛查参与率低的问题，研究人员构建 DOST 模型，揭示影响因素，助力提升筛查率。

Methodology

　　在全球范围内，癌症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低中收入国家（LMICs），有限的资源使得癌症预防干预面临诸多挑战。以宫颈癌为例，2022 年近 50 万女性被诊断患有宫颈癌，30 万人因此死亡。虽然早期检测人乳头瘤病毒（HPV）和治疗癌前病变能有效预防宫颈癌发展，但宫颈癌筛查的参与率在 LMICs 地区依旧很低。这不仅是因为卫生系统存在组织限制，还因为女性自身面临着诸多直接障碍。传统的健康行为模型，如健康信念模型（HBM）和计划行为理论（TPB），虽对理解筛查行为有一定帮助，但存在局限性，无法全面解释行为意图的差异，也未能充分考虑系统和背景因素。为了更全面地识别癌症筛查的障碍，来自卢森堡大学（University of Luxembourg）和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的研究人员 Jyoshma Preema Dsouza 和 Stephan Van den Broucke 开展了相关研究，构建了 “筛查接受度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Screening upTake，DOST）模型，相关成果发表在《Archives of Public Health》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系列系统的研究方法。首先进行系统回顾，确定能够解释筛查行为和意图的健康行为理论。接着评估这些健康行为模型对宫颈癌筛查意图的预测强度，发现 HBM、TPB 和就医行为理论（TCSB）中的部分因素对筛查行为有重要影响。随后，将这些模型的相关领域或组件组合成一个概念模型，并通过问卷研究测试其对宫颈癌筛查意图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整合后的模型在解释筛查意图方面表现更优。最后，利用社会生态模型，将影响筛查接受度的因素进行分类和映射，纳入健康素养等重要概念，构建出 DOST 模型。

DOST 模型将影响筛查参与的因素分为 “卫生系统相关障碍” 和 “受益人相关障碍” 两大类。卫生系统相关障碍包括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可负担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在 LMICs 地区更为突出。受益人相关因素则进一步细分为个体因素、外部因素等。个体因素涵盖了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知识与意识、感知因素等；外部因素包括重要他人和社区、文化等的影响。例如，个体对疾病易感性的认知、对筛查益处的感知、对筛查过程的恐惧以及社会规范和他人意见等，都会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筛查的决策。在 DOST 模型中，可接受性从系统和个体两个维度进行概念化，系统可接受性涉及筛查项目的后勤和操作设计，个体可接受性则受知识、意识、社会影响、信念和情感等因素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DOST 模型通过整合多种健康行为理论和社会生态模型，全面地展示了影响癌症筛查行为的各种因素。与传统模型相比，它能够解释更大比例的筛查意图差异，为理解癌症筛查接受度的障碍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该模型不仅适用于宫颈癌筛查，其社会生态分类方式使其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等其他癌症筛查中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通过系统地映射筛查障碍，DOST 模型为设计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教育项目和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DOST 模型能够帮助识别影响筛查接受度的根本原因，如知识和信念问题。通过针对性地提供必要信息，纠正错误信念，可以改善个体对筛查的态度和动机，进而提高筛查参与率。与传统模型相比，DOST 模型采用社会生态方法，将卫生系统和外部因素纳入其中，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且其简单易懂的子领域划分便于实施者和项目管理者理解和应用。尽管该模型主要基于宫颈癌筛查开发，但由于其他癌症筛查也面临类似的心理社会和文化障碍，因此它可以推广应用于其他癌症筛查项目。

总的来说，DOST 模型为癌症筛查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实用的框架。它整合了多种理论，系统地识别和分类了影响癌症筛查接受度的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和干预提供了方向。未来研究可基于 DOST 模型开发更有效的评估工具和干预措施，注重工具的构建效度和文化适应性，以提高不同癌症筛查项目的参与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