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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心理社会因素与围产期抑郁（PND）关系，研究发现认知反应性（CR）是重要预测和中介变量，为防治提供依据。
围产期抑郁研究：探寻关键影响因素与防治策略
在女性的围产期，一场悄然而至的 “情绪风暴” 正威胁着她们的身心健康，这就是围产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PND）。PND 如同隐匿在暗处的 “杀手”，指的是部分女性在孕期到产后一年内出现的抑郁情况，通常在孕晚期和产后三个月高发。我国 PND 的发病率波动在 3.0 - 68.4% 之间，且每年以 9% 的速度攀升，已然成为围产期保健领域备受瞩目的难题。患上 PND 的女性，就像陷入了情绪的泥沼，难以适应孕期的变化，孤独、无助感如影随形，甚至会远离社交活动。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自杀或杀婴等悲剧，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面对 PND 的肆虐，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根据 Beck 的认知脆弱性理论，功能失调的态度在抑郁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而认知反应性（Cognitive Reactivity，CR），即悲伤引发的功能失调态度激活，已被证实与抑郁紧密相关。过往研究表明，CR 稳定性是抑郁发作和复发的重要预测指标，例如 CR 评分每增加 10 分，抑郁复发风险就会升高 20%。在围产期女性中，CR 与产后六周的抑郁水平也存在正向预测关系。然而，CR 如何在心理社会因素（如家庭功能、感知压力、正念和失眠）与 PND 之间发挥作用，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为了揭开这层面纱，福建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展开了深入探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两阶段前瞻性研究，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间，对福建省 1426 名孕妇进行了调查。他们从福州和泉州的三家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和住院部招募了参与者，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了 368 名 PND 高风险孕妇进入研究。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T1）在孕晚期进行问卷调查，第二阶段（T2）在产后三个月通过面对面访谈进行随访评估，以此来衡量感知压力、家庭功能、失眠、正念、CR 和 PND 等指标。
研究中使用了多种量表来测量相关变量。比如，采用感知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 - 10）评估感知压力水平，参与者根据过去一个月的感受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压力越大；认知与情感正念量表修订版（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indfulness Scale - Revised，CAMS - R）用于衡量正念水平，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正念程度越高；雅典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评估失眠状况，分数越高失眠越严重；家庭适应伙伴关系成长情感与解决指数（Family 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and Resolve Index，APGAR）衡量家庭功能，分数越高家庭功能越好。同时，研究使用中文版莱顿抑郁敏感性指数（Chinese version of the Leiden index of depression sensitivity，LEIDS - RR - CV）评估 CR，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筛查抑郁症状。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数据。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人员运用了 SPSS 26.0 和 R 4.2.3 软件。通过参数似然法处理缺失值，使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借助 R 包 “lavaan” 对假设的半纵向中介模型进行分析，通过一系列拟合指数来评估模型的适配度。
研究结果显示，在参与研究的 1426 名孕妇中，回收有效问卷 1409 份，最终确定 368 名符合条件的高风险孕妇，其中 329 名完成了产后三个月的随访，失访率为 10.6%。相关性分析发现，T2 时的 PND 总分与 T1 和 T2 时的 CR、T1 时的感知压力和失眠呈显著正相关，与 T1 时的家庭功能呈负相关，而 T1 时的正念与 CR 或 PND 的关系并不显著。
进一步的中介分析表明，T1 时的 CR 对暴露变量（家庭功能、感知压力、正念和失眠）与 T2 时的 PND 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中介作用；而 T2 时的 CR 则显著介导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功能、感知压力和失眠对 PND 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正念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所有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都表明模型具有可接受的适配度。
该研究首次纵向探索了 CR 在心理社会因素和 PND 之间的中介作用，发现孕晚期高正念、强家庭功能、低感知压力和失眠的女性，产后 CR 和抑郁水平往往较低。这一成果加深了人们对降低 PND 相关因素的理解，为开发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医护人员可以关注孕妇的 CR 水平及其相关因素，通过改善家庭功能、提升睡眠质量、增强正念水平以及引导孕妇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减轻压力，从而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此外，虽然研究未直接测量母婴联结，但母婴联结对母婴健康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与孩子相关的变量以及母婴联结的动态变化对 PND 的影响。
总体而言，该研究揭示了孕晚期 CR 水平是产后抑郁的稳定预测指标和中介变量，为围产期女性抑郁的缓解提供了理论基础。有效的干预措施应着重提升家庭功能、正念水平和睡眠质量，引导女性积极应对压力，这对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随访期较短、模型未涵盖所有影响 CR 的变量、样本量和测量方法有待改进等，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优化，从而为围产期抑郁的防治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