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的关联：自我效能的纵向中介作用

研究人员针对早期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展开研究，发现前者可经自我效能影响后者，意义重大。

　　在全球范围内，自杀已然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作为自杀行为的重要前驱表现，在青少年群体中呈现出较高的发生率，全球青少年自杀意念的患病率介于 8.3% - 31.3% 之间。早期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学业压力的陡然增加以及社会环境的显著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自杀意念的困扰。长期遭受自杀意念折磨的青少年，往往会陷入抑郁、焦虑和绝望等负面情绪的漩涡，不仅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还可能导致自我伤害甚至自杀行为的发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频繁见诸网络和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欺凌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关注。欺凌受害（bullying victimization）指个体长时间或反复遭受他人伤害的现象，具有重复性、有意性和力量不均衡等特征。大量研究表明，欺凌受害在青少年时期较为普遍，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长期遭受欺凌甚至会加深自杀意念，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尽管此前已有学者对自杀意念和欺凌受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但从纵向角度针对早期青少年自杀意念的研究却相对匮乏，而且对于早期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究竟是相互预测还是单向预测的关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自我效能（Self - Efficacy）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应对特定情境并达成预期结果的信念。在早期青少年阶段，自我效能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积极心理资本，在促进健康行为和干预问题行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关于自我效能、欺凌受害和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潜在机制，尤其是它们的动态特征，仍缺乏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背景，吉首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旨在探究早期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纵向相互作用，并分析自我效能在二者动态关系中中介作用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了湖南省某市区五所公立中学的七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最终获得了 1023 份有效问卷。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了多个专业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包括用于评估欺凌受害情况的量表、自杀意念量表（PANSI）以及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数据收集工作分三次进行，分别在 2023 年 9 月、2024 年 3 月和 2024 年 9 月开展。

在数据处理阶段，研究人员运用 SPSS 27.0 和 Mplus 8.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数据的基本特征进行呈现；接着通过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利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构建交叉滞后模型（cross - lagged panel model，CLPM），并采用自回归和交叉滞后回归系数分析变量之间的纵向关系，运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自我效能的纵向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

1. 参与者特征：样本涵盖 528 名男生和 495 名女生，124 名留守儿童和 899 名非留守儿童，235 名单子女和 788 名非独生子女，首次测量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12.28 ± 0.47 岁。经分析，脱落者和完成全部三次调查者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欺凌受害、自我效能和自杀意念得分上均无显著差异，表明不存在结构性损耗。
2. 共同方法偏差：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三次测量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均低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的量表得分比较：不同性别、留守儿童身份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的青少年在早期欺凌受害、自我效能和自杀意念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男生和女生在 T1 和 T3 阶段的欺凌受害得分，以及各阶段的自我效能和自杀意念得分均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 T1 和 T3 阶段的欺凌受害得分，以及各阶段的自我效能和自杀意念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单子女和非单子女在 T3 阶段的欺凌受害得分，以及 T2 和 T3 阶段的自我效能得分有显著差异。
4. 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从 T1 到 T3，欺凌受害得分呈波动变化，自我效能得分呈上升趋势，自杀意念得分呈下降趋势。自我效能得分与欺凌受害和自杀意念得分均显著负相关，欺凌受害得分与自杀意念得分显著正相关。
5. 构建交叉滞后模型：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早期欺凌受害、自我效能和自杀意念的交叉滞后回归模型拟合良好。自回归效应显示，先前的得分能够正向预测同一变量随后的水平。直接效应方面，T1 欺凌受害显著预测 T2 自我效能和 T2 自杀意念，T2 欺凌受害显著预测 T3 自杀意念但不预测 T3 自我效能；T1 自我效能显著预测 T2 欺凌受害和 T2 自杀意念，T2 自我效能显著预测 T3 欺凌受害和 T3 自杀意念；T1 自杀意念显著预测 T2 自我效能但不预测 T2 欺凌受害，T2 自杀意念不显著预测 T3 自我效能或 T3 欺凌受害。间接效应方面，T2 自我效能在 T1 欺凌受害和 T3 自杀意念之间，以及 T3 欺凌受害和 T1 自杀意念之间均起中介作用。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部分，该研究明确了早期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单向预测关系，即欺凌受害程度能够预测自杀意念水平，这一结果支持了部分研究假设，同时也纠正了以往一些研究的认知偏差。此外，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在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欺凌受害会通过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进而增加自杀意念；同样，自杀意念也可通过影响自我效能间接影响欺凌受害的程度。这一发现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从实践意义来看，该研究成果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一方面，应积极制定策略遏制早期欺凌受害现象，减少其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预防自我伤害和自杀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自我效能可作为干预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关系的有效靶点，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有望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其健康发展。但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仅来自湖南省某城市的公立中学，代表性有限；未充分考虑同伴和家庭因素对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动态关系的影响；研究依赖自我报告问卷，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或回应偏差等。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进一步深入探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为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