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5：评估青少年情绪失调的创新实用工具

研究人员为解决情绪失调评估难题，开展 BER-5 量表研究，发现其有良好心理测量特性，可辅助临床筛查。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率不断攀升。这些问题的背后，情绪失调被认为是关键的 “幕后黑手”。情绪失调就像是情绪世界的 “失控列车”，不仅让青少年陷入心理疾病的泥沼，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危险行为，对他们的学习和社交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即便成年后，情绪失调的问题也可能如影随形，持续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及时发现并干预青少年的情绪失调问题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的评估工具却存在诸多不足。被视为 “黄金标准” 的困难情绪调节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36），虽然心理测量特性良好，但 36 项的冗长内容使其在临床应用中 “力不从心”。而其他较短版本的量表，又存在报告偏差等问题，难以准确反映个体的真实情况。在此背景下，挪威奥斯陆大学国家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的 Iselin Soler?d Dibaj、Sudan Prasad Neupane 和 Lars Mehlum 等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旨在评估简短实用的情绪失调测量工具 ——5 项简短情绪调节量表（Brief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 5 items，BER-5）心理测量特性的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上。

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时，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他们从奥斯陆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门诊招募了参与随机对照试验（RCT）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青少年具有复发性自我伤害和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特征。研究使用了多种量表进行测量，如用 DERS-16 测试 BER-5 的同时效度，用症状自评量表 6（SCL-6）、蒙哥马利 - 阿斯伯格抑郁评定量表（MADRS）等测试收敛效度。数据分析方面，运用 Spearman 相关性计算检验效度，主成分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因子效度，二元逻辑回归检验 BER-5 得分与 BPD 诊断的关系，还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最佳临界值。

在可靠性方面，研究结果显示，BER-5 的偏度为 0.1846，峰度为 0.0004，内部一致性可接受。在基线、3.1 年随访和 12.4 年随访时，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2、0.69 和 0.83 ，表明该量表在不同时间点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子效度上，主成分分析中所有因子在共性检验中均高于 4，暗示单成分解决方案；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 1 因子结构，能解释 59.47% 的方差，且 Kaiser-Meyer Olkin 抽样适度性测量值为 0.736，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说明量表结构合理。同时效度和收敛效度方面，BER-5 与 DERS-16 得分呈正相关（ρ=0.66，p<0.0001），显示出中等到高的同时效度；与焦虑、抑郁等症状测量指标也有适度的正相关，表明其具有收敛效度 。

在区分已知群体方面，逻辑回归分析表明，BER-5 与 BPD 诊断存在时间依赖性关联。在基线和 12.4 年随访时，较高的 BER-5 值都与更高的 BPD 诊断几率相关。并且，在 12.4 年随访时，BER-5 在预测 BPD 诊断方面优于 SCL-6 和 DERS-16。通过 ROC 分析确定最佳临界值，发现 DERS-16 的临界值为 50、57.5 和 60 时较为合适，对应 BER-5 的最佳临界值为 4.5 或 5 。当 BER-5 平均得分为 5 时，敏感性达到 87.5%，特异性达到 75%，能较好地识别可能患有 BPD 的个体。

综合来看，研究结论表明，BER-5 是一种简短实用的情绪失调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它能够在临床环境中快速、可靠且有效地筛查患者的情绪失调情况，对可能患有 BPD 的个体有较好的识别能力，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筛查工具。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研究的事后性质、数据的局限性等。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大规模、更具代表性的样本中进一步验证 BER-5 的有效性，探究其在不同临床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及对情绪失调和相关问题行为的预测能力。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为情绪失调的临床评估开辟了新的道路，为后续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