哺乳动物细胞在进行 DNA 复制时,会从基因组的多个特定区域(复制起点)启动复制,进而形成一个个复制结构域。这些复制结构域会在 S 期的特定时间段内完成复制,这一精确的时间调控机制就是 RT。RT 与基因组的组织特征密切相关,比如,晚复制区域通常对应 B 区室,而早复制区域则对应 A 区室;复制结构域大多与拓扑相关结构域(Topologically Associating Domains,TADs)相互对应。然而,目前尚未发现 RT 与其他结构域,如多梳相关结构域(Polycomb - associated domains,PADs)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
在小鼠、人类和果蝇中,均有研究报道晚复制区域与突变率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小鼠四细胞期,超过 90% 的 DNA 断裂点分别出现在体外培养和体内环境下的中晚期或晚期复制区域。γH2A.X 作为 DDR 的常用标记物,在整个 DNA 复制过程中,通常会对复制应激产生信号响应,如在小鼠受精卵和人类癌细胞中。在四细胞期早期 S 期复制的区域未检测到断裂点,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区域更易被修复,因为常染色质对修复因子的可及性更高,但也不能排除基因组脆性差异的影响。因此,早期复制区域更有利于维持基因组的完整性,减少异常核型的诱导。
此外,有研究推测,早期植入前胚胎可能通过调控 DNA 复制来程序性地诱导复制应激,这或许有助于胚胎的发育和分化过程。例如,在造血细胞中,dNTPs 的消耗诱导复制应激能够促使细胞分化;在幼稚 B 细胞中,ATR 通过调节早期 S 期 dNTPs 的含量来调控 DNA 复制速度;在 ESCs 中,γH2A.X 参与维持细胞的干性。然而,关于早期胚胎中复制应激以及 DDR 是否与 DNA 链断裂相关,目前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RT 与细胞的多种特征密切相关,如基因表达、染色质可及性和 3D 基因组结构。这些特征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联,尽管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才刚刚开始被揭示。3D 基因组结构被认为是预测 RT 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 ESCs 的分化,TADs 的变化会与 RT 的变化同步发生。然而,当在受精后的初始转录浪潮(合子基因组激活,Zygotic Genome Activation,ZGA)过程中,使用 5,6 - 二氯 - 1 - β - D - 呋喃核糖基苯并咪唑(5,6 - dichloro - 1 - β - D - ribofuranosylbenzimidazole,DRB)抑制 RNA 聚合酶 II(RNA Polymerase II,RNA Pol II)的延伸,或者使用 α - 鹅膏蕈碱降解 RNA Pol II 蛋白本身来抑制 ZGA 时,会观察到 LAD 分布发生显著重塑,但 RT 仅受到轻微影响。在人类癌细胞中,敲除环挤出的关键调节因子黏连蛋白(cohesin),虽然不会对 RT 模式产生全局影响,但插入 TAD 边界却能导致 RT 从晚期向早期发生显著转变,这表明结构边界能够决定性地影响 DNA 复制的起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虽然 LAD 分布在稳态下与 RT 相关,但它们的变化并不总是与 RT 的动态变化一致。同时,对小鼠胚胎的研究还发现,RNA Pol II 的加载而非延伸,在 ZGA 基因的 RT 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细胞(包括胚胎)中,核小体的定位与活跃转录位点高度一致,这些位点是 RNA Pol II 结合染色质启动转录的区域。核小体的精确定位为加载复制前复合物或起始许可提供了稳定的支架,这对于启动 DNA 复制至关重要。类似的,G - 四链体基序也会影响复制起点的定位和复制效率,但其具体影响 RT 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通常情况下,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TFs)与靶 DNA 结合时,需要先将启动子区域的核小体移除,因为染色质会对 TFs 的结合形成强大的阻碍,不过先锋转录因子除外。在 ZGA 之前的早期胚胎中,染色质结构(包括核小体位置)在全局上并不明确。当锌指转录因子 YY1 缺失时,有序的核小体位置景观的形成会受到干扰,这表明染色质结合因子在决定核小体位置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核小体位置在整个基因组中都有明确的定义,不仅包括与 RNA Pol II 结合并转录的区域,还包括转录沉默的区域。因此,探究这些区域在发育和分化过程中的形成机制,以及它们如何影响 DNA 复制因子的结合、后续复制起点的激活和 RT 的调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目前,由于缺乏适用于哺乳动物胚胎等低输入样本的复制起点确定技术,期待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为我们深入理解哺乳动物发育和分化过程中的 DNA 复制机制提供更详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