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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环境规制（ER）、企业技术创新（CTI）和企业碳排放（CCE）关系，研究人员建模分析，发现三者相互影响，为低碳发展提供依据。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碳排放问题也愈发突出。从 1963 年到 2023 年，中国累计二氧化碳（
CO2）排放量从 7.99 亿吨激增至 119.03 亿吨，增长幅度高达 1390%，已然成为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碳排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上市公司 2023 年的碳排放总量约达 51.61 亿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41% 左右。碳排放的不断增加不仅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还可能威胁企业自身的价值。
为了应对这一紧迫问题，中国在 2020 年的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承诺，将努力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备受瞩目的 “双碳” 目标。在此背景下，深入了解企业如何有效减少碳排放，探索环境规制、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澳门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 Linjie Feng、Yi Shi 等人开展了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研究人员旨在通过深入剖析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为企业制定更有效的清洁生产策略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首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该模型整合了面板数据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特点，能同时处理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将多个变量视为内生变量，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其次，利用广义矩估计（GMM）回归分析变量间的长短期相互作用。再者，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模拟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变量受到标准化冲击后对另一个变量在后续时期的动态影响。最后，运用方差分解来量化不同干扰因素对内生变量变异性的影响，评估各变量的长期相互作用。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5 - 2021 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和处理，最终得到 3243 家公司的 27170 条观测数据。
在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是 GMM 回归估计。当以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时，其在两个时期都与当期强度在 1% 的水平上正相关，但滞后一期的绝对值大于两期，说明环境规制具有自我积累效应，不过这种效应会随时间减弱。企业技术创新在两个时期都对当期环境规制产生抑制作用，这意味着随着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政府的监管强度会降低。当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解释变量时，两个时期的环境规制都对当期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且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自我促进作用，但企业碳排放会对其产生阻碍。当以企业碳排放为解释变量时，其具有自我积累效应，环境规制在两个时期都增加了当期企业碳排放，而企业技术创新在两个时期都抑制了碳排放。
单位圆测试表明，研究构建的 PVAR 模型通过了稳定性测试，意味着模型在较长时间内建立了变量之间持久稳定的相关性。Granger 因果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双向 Granger 因果关系，环境规制与企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企业碳排放的历史值不能预测环境规制。
脉冲响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的正向冲击会使企业碳排放先增后减，短期内可能因 “绿色悖论” 导致排放增加，但长期来看，通过促使企业技术升级等方式能降低碳排放。企业技术创新对自身的冲击响应有自增强但短暂的特点，对环境规制有降低作用，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则是短期增加、长期减少。企业碳排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初期不明显，后期会因环境管理成本上升等因素抑制技术创新。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受自身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受自身、环境规制和企业碳排放影响，企业碳排放主要受自身影响，同时也受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研究证实了环境规制、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碳排放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三者都具有自我强化机制，但这种机制会随时间减弱。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碳排放减少的长期驱动力，但企业碳排放会阻碍技术创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除了合理的环境规制，还应创造有利条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如提供资金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企业也应增强技术创新意识，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调整能源消费策略。此外，政府需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企业采用可持续能源生产方式。这项研究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推动 “双碳” 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