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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比法尔斯和土库曼女性围产期丧子（PL）后的悲伤程度，发现法尔斯女性更易重度悲伤且与无子女有关，为护理提供参考。
在女性的人生旅程中，围产期丧子（Perinatal loss，PL）是一场沉重的打击，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无情地席卷着母亲们的心灵。PL 涵盖了自然流产、死产以及婴儿死亡等情况，据统计，每 10 名女性中就有 1 人会在一生中经历这一痛苦。失去孩子，打破了生命的自然秩序，也让父母的身份认同陷入混乱，这种混乱带来的悲伤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体验。
在伊朗，围产期丧子的母亲们面临着诸多困境。一方面，家庭中部分成员的观念陈旧，认为母亲不应思念逝去的孩子，甚至要求她们不许哭泣，这种错误观念让母亲们的悲伤无处宣泄；另一方面，伊朗的医疗体系在对这些母亲的关怀上存在严重不足，她们得到的护理与正常分娩的母亲并无二致，心理支持缺乏科学依据，医护人员也常常无法给予她们足够的情感关怀，这让悲伤的母亲们更加孤立无援。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悲伤的表达和应对方式大相径庭。在戈尔甘这座城市，法尔斯和土库曼两个民族共同生活，他们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然而，此前却没有研究关注过这两个民族女性在围产期丧子后的悲伤差异。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来自戈尔甘医科大学（Golest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沙赫鲁德医科大学（Shahroud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哈马丹医科大学（Hamad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以及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 Elham Khoori、Sahar Arab 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上。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从戈尔甘医科大学健康管理系统（Nab 系统）获取一年内有围产期丧子史的女性名单，运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了 860 名女性，其中法尔斯和土库曼女性各 430 名。研究过程中，参与者需填写人口统计学表格和波斯版围产期悲伤量表（Persian version of the perinatal grief scale，PGS-P）。随后，研究人员使用 SPSS 16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卡方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等方法，探究民族、教育水平、生育状况等因素对悲伤程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
- 基本特征差异：法尔斯和土库曼女性在平均年龄和婚姻持续时间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女性教育程度、配偶教育程度、是否怀孕以及现存子女数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法尔斯女性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土库曼女性中学历为高中以下的比例更大；土库曼女性怀孕的比例低于法尔斯女性，且法尔斯女性中无子女的比例高于土库曼女性12。
- 悲伤程度差异：法尔斯女性的围产期悲伤量表总分均值为 75.75±15.67，土库曼女性为 71.49±15.01，二者存在显著差异（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尔斯女性经历重度悲伤的比例为 26%，土库曼女性为 18.4%，法尔斯女性更易遭受重度悲伤（p=0.009）34。
- 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逻辑回归显示，民族、女性教育水平和现存子女数量与悲伤程度显著相关。法尔斯女性重度悲伤风险比土库曼女性高约 60%；高学历女性重度悲伤风险比低学历女性高约 83%；与无子女女性相比，有 1 个、2 个、3 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重度悲伤风险分别降低 80%、79%、78%。多因素逻辑回归控制混杂因素后，发现仅现存子女数量对围产期悲伤程度有显著影响，有 1 个、2 个、3 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重度悲伤风险比无子女女性分别降低 79%、77%、76%5。
研究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法尔斯和土库曼女性在围产期丧子后悲伤程度的差异，法尔斯女性经历重度悲伤的频率更高，且重度悲伤与无子女密切相关。文化和民族差异对围产期悲伤有显著影响，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育儿偏好等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土库曼人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围产期丧子时，因有更多子女的情感支持，遭受重度悲伤的可能性降低。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为医护人员在为围产期丧子的母亲提供护理服务时提供了重要参考，提醒医护人员要充分考虑民族差异和生育状况，给予她们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和关怀。不过，研究也存在局限性，仅聚焦于女性群体，未涉及男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探索不同性别在围产期丧子后的心理变化，为完善围产期丧子护理体系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围产期丧子女性悲伤世界的一角，为后续的研究和临床护理工作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为她们提供更温暖、更有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