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反社会与亲社会行为对后期物质使用的预测作用及研究意义

为探究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后期物质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者有不同预测作用，对干预有指导意义。

　　

青少年反社会与亲社会行为如何影响后期物质使用？这项研究给出答案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物质使用和滥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以往研究表明，反社会行为与青少年后期物质使用和滥用存在关联，但关于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共同作用的研究却十分匮乏。这就好比在一幅描绘青少年成长轨迹的画卷中，缺少了关键的色彩，使得我们难以全面理解社会互动行为在物质滥用发展中的角色。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Addictive Behaviors》杂志上。

过往研究虽指出反社会行为对青少年后期物质使用有影响，但都没有综合评估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同时，在探究亲社会行为与物质使用关系时，现有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测量方式不够精准，研究结果也相互矛盾。此外，信任相关行为（一般信任和机构信任）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这些不足严重阻碍了我们对青少年物质使用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有效干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具体单位未提及）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纵向研究 ——Futura01。研究人员招募了 3817 名青少年，从他们 15 岁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直至 17 岁。研究旨在探究反社会行为（包括品行问题和犯罪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包括全球亲社会性、一般信任和机构信任）对后期酒精、药物和尼古丁使用的预测作用，并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反社会行为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负向预测后期酒精和物质使用；二是每种社会行为对后期酒精和物质使用都有独特贡献。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测量方法来获取关键数据。在反社会行为方面，品行问题通过《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的 5 个自评项目来衡量，比如 “我经常发脾气”“我经常被指责说谎或作弊” 等；犯罪行为则通过询问过去 12 个月内诸如 “是否有过商店行窃”“是否携带过武器” 等 7 个问题来评估。亲社会行为的测量也很细致，全球亲社会性同样借助 SDQ 的 5 个自评项目，像 “我尽力对他人友好，关心他们的感受”“我经常主动帮助他人” 等；机构信任通过询问对政府、司法系统、教师等 5 类对象的信任程度来衡量；一般信任则通过一个关于对社会整体看法的问题进行测量。对于物质使用情况，在青少年 17 - 18 岁时进行评估，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AUD）依据 DSM - 5 标准，通过询问过去 12 个月是否经历相关症状来判断；危险饮酒使用 AUDIT - C 量表测量；同时还询问是否有过酒精、香烟、鼻烟（snus）和非法药物使用经历来确定使用状态。

在统计分析阶段，研究人员运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比较，使用包含所有变量有效答案的分析样本，并在回归模型中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差，以消除学校班级内个体嵌套带来的影响，所有分析均使用 SAS 9.4 软件完成。

下面来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

研究参与者的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测量指标之间相关性较低，其中机构信任和一般信任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0.3。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和女生在各项行为指标和物质使用情况上存在不同。例如，男生犯罪行为的均值（1.1 (2.3)）高于女生（0.4 (1.4)）；女生全球亲社会性的均值（8.3 (1.6)）高于男生（7.4 (1.8)）；在物质使用上，女生危险饮酒（47.7%）和酒精使用障碍（22.1%）的比例略高于男生（37.4% 和 20.8%），而男生鼻烟使用（37.2%）和非法药物使用（12.8%）的比例高于女生（22.3% 和 7.0%）。

3.2 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对后期酒精和物质使用的影响

通过简单回归模型分析发现，研究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反社会行为中，品行问题和犯罪行为均正向预测了所有物质使用变量，比如后期 AUD 诊断、危险饮酒、酒精使用，以及香烟、鼻烟和非法药物使用。而亲社会行为方面，全球亲社会性仅负向预测了后期 AUD 诊断、香烟、鼻烟和非法药物使用，对危险饮酒和酒精使用无显著预测作用；一般信任和机构信任负向预测了后期 AUD 诊断、危险饮酒、酒精使用和香烟使用，机构信任还对鼻烟和非法药物使用有负向预测作用。

3.3 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对后期酒精和物质使用的联合影响

在调整后的回归模型中，第二个假设也得到了部分支持。反社会行为中，品行问题和犯罪行为依然正向预测所有物质使用变量，并且品行问题还能预测后期 AUD 严重程度增加，以及危险饮酒、香烟、鼻烟和非法药物使用的增加，犯罪行为可预测后期鼻烟使用增加。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则更具选择性，全球亲社会性最初对非法药物使用有负向预测作用，对危险饮酒和酒精使用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加入性别变量后，这些影响消失；机构信任负向预测了除非法药物使用外的所有物质使用变量，且在加入性别和父母教育水平变量后，影响依然存在，还能预测后期危险饮酒和香烟使用的减少；一般信任最初对香烟使用有负向预测作用，对鼻烟使用有正向预测作用，加入性别变量后影响消失。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部分来看，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证实了反社会行为（品行问题和犯罪行为）对青少年后期物质使用的正向预测作用，以及亲社会行为（全球亲社会性、机构信任和一般信任）在多数情况下的负向预测作用。这意味着如果能在青少年时期及时发现并干预反社会行为，培养亲社会行为，或许能有效预防物质使用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发现机构信任在预测后期物质使用方面具有独特且广泛的作用，这为临床评估和治疗物质使用障碍提供了新的方向。当前，瑞典青少年成瘾和精神科服务中使用的评估方式与该研究中全球亲社会性对后期物质滥用无显著影响的结果存在差异，这提示相关服务可能需要改进。同时，在临床治疗和预防工作中，应重视对信任相关行为的评估和干预，比如在教育环境中培养青少年的机构信任行为，以降低他们未来物质使用和其他高风险行为的发生概率。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社会行为的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受社会期望偏差影响，且研究未涵盖所有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后续研究可在这些方面加以完善。

总之，这项研究首次全面评估了反社会和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后期物质使用的联合作用，为理解青少年物质使用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临床干预和预防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期待未来研究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