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情绪障碍症状与问题饮酒关联：应对方式的关键作用

为探究焦虑、抑郁和躯体化症状与问题饮酒关系，研究人员评估相关应对方式，发现 OEE 和 PSF 起中介作用。

　　情绪问题和饮酒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常见，它们就像隐藏在生活角落里的 “小怪兽”，悄悄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情绪障碍的患病率达 3.6%，而在西班牙，焦虑障碍和躯体化障碍的发病率更高。同时，酒精的高消费率也令人担忧，它不仅会引发健康问题，还会带来社会和法律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情绪障碍和问题饮酒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来自西班牙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深入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Alcohol》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 Survey Monkey 平台收集数据。样本涵盖了 1014 名年龄在 18 - 75 岁之间的受试者，其中男性占 33.83%，女性占 66.17%。研究使用了多种工具来测量相关变量，包括用于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的特制问卷、评估情绪障碍症状的简明症状清单（LSB-50，包含抑郁、焦虑和躯体化三个子量表）、测量应对方式的应对压力问卷（CSQ，包含解决问题的焦点（PSF）、积极重新评价（PRE）、寻求社会支持（SSS）、消极自我关注（NAF）、公开情绪表达（OEE）、回避（AVO）和宗教（REL）等维度）以及评估饮酒问题的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之后，研究人员运用 IBM - SPSS（v.28）和 Macro PROCESS（v.3.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的基础上，开展了 3 个多元中介分析模型。

研究结果

1. 直接和总效应：焦虑和躯体化症状对问题饮酒有显著直接效应，而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在所有模型中，总效应均显著。这表明焦虑和躯体化症状会直接影响问题饮酒情况，而抑郁症状虽然直接影响不明显，但总体上也与问题饮酒存在关联。
2. 独立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抑郁和焦虑症状对除宗教外的所有应对策略有显著直接效应，躯体化症状作为独立变量时，对宗教（REL）也有显著直接效应。而且，在所有模型中，除了 SSS、PSF 和 PRE，问题饮酒与其他应对策略大多呈正相关。这说明情绪障碍症状与多种应对策略密切相关，且不同情绪障碍症状对应对策略的影响存在差异。
3.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抑郁和焦虑症状模型中，OEE、PSF 和 PRE 显著；躯体化症状模型中，只有 OEE 和 PSF 显著。其中，PSF 与三种症状均呈负相关，OEE 和 PRE 呈正相关。这表明不同应对策略对问题饮酒的影响不同，PSF 可能起到抑制问题饮酒的作用，而 OEE 和 PRE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促进问题饮酒。
4. 间接效应：所有模型显示，只有通过 OEE 和 PSF 的间接效应显著。在抑郁症状模型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焦虑和躯体化症状模型中为部分中介效应。这意味着 OEE 和 PSF 在情绪障碍症状与问题饮酒之间的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且抑郁症状对问题饮酒的影响主要通过应对策略来实现，而焦虑和躯体化症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问题饮酒。

研究结论与意义

研究表明，公开情绪表达（OEE）和解决问题的焦点（PSF）是情绪障碍症状（焦虑、抑郁和躯体化）与问题饮酒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这一发现支持了跨诊断方法，暗示情绪障碍存在共同的潜在因素。同时，研究结果与之前其他国家的研究相呼应，进一步证实了应对技能在饮酒问题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实际应用角度看，该研究结果对社会和临床都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层面，鉴于问题饮酒带来的健康、社会和经济成本，可据此制定预防政策来规范饮酒行为。在临床方面，尤其是对于抑郁症状，由于其完全中介效应，临床医生应全面评估患者的应对方式，推广适应性应对策略，优先处理不良应对策略，这有助于减少共病情况，即问题饮酒与其他精神疾病同时存在的现象。

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和事件的时间顺序；自我报告测量方法可能存在反应偏差和社会期望偏差；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不够均匀。尽管研究人员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变量，但未来研究仍需进行不变性检验以更好地控制这些因素。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理解情绪障碍与问题饮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应对策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为后续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对预防和治疗情绪障碍与问题饮酒共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