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发现，暴力会改变几代人的基因

这类研究首次揭示了暴力遗传给孙辈的表观遗传特征。

　　

1982年，叙利亚政府围攻哈马市，造成数万本国公民在宗派暴力中丧生。四十年后，反叛者利用这场大屠杀的记忆，帮助推翻了监督该行动的阿萨德家族。

但这次袭击还有另一个持久的影响，隐藏在叙利亚人的基因深处。在围城期间怀孕的女性的孙子孙女们——尽管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这种暴力——他们的基因组中却带有暴力的痕迹。这些痕迹通过母亲传递给后代，为人类首次提供了此前仅在动物中记录的现象的证据：压力跨代遗传。

“创伤和暴力会对后代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应该帮助人们更具同理心，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多地关注暴力问题。”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所教授、新研究的资深作者康妮·穆利根博士说，“它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一些看似无法打破的代际虐待、贫困和创伤循环，包括在美国。”

虽然我们的基因不会因生活经历而改变，但它们可以通过一种称为表观遗传学的系统进行调节。在压力或其他事件的刺激下，我们的细胞可以在基因上添加小的化学标记，这些标记可能会抑制基因或改变其行为。这些变化可能帮助我们适应压力环境，尽管其效果尚不清楚。

穆利根和她的团队正是在寻找叙利亚人基因中的这些特征化学标记。尽管实验室实验证明动物可以将压力的表观遗传特征传递给后代，但在人类中证明这一点几乎不可能。

穆利根与约旦哈希姆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拉娜·达贾尼博士和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凯瑟琳·潘特-布里克博士合作进行了这项独特研究。研究依赖于追踪叙利亚移民到该国的三代人。一些家庭在逃离约旦之前经历了哈马袭击。其他家庭虽未经历哈马事件，但经历了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最近内战。

研究团队从在两次冲突期间怀孕的祖母和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那里收集了样本。这种研究设计意味着有祖母、母亲和孩子，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历了暴力。

第三组家庭在1980年之前移民到约旦，避开了叙利亚数十年的暴力。这些早期移民作为一个关键的对照组，用于与经历过内战压力的家庭进行比较。

达贾尼本人是难民的女儿，她与约旦的难民社区密切合作，建立信任并激发他们参与研究的兴趣。她最终从48个家庭的138人那里收集了颊拭子样本。

“这些家庭希望他们的故事被讲述。他们希望他们的经历被听到。”穆利根说，“我想我们与每一个有资格参与研究的家庭都进行了合作。”

回到佛罗里达后，穆利根的实验室扫描了DNA，寻找表观遗传修饰，并寻找与家庭经历暴力之间的任何关系。

在哈马幸存者的孙子孙女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基因组中有14个区域因祖母经历的暴力而发生了改变。这14处改变表明，压力诱导的表观遗传变化确实可能出现在后代中，就像在动物中一样。

研究还发现了21个表观遗传位点，这些位点在经历叙利亚暴力的人的基因组中存在。在第三个发现中，研究人员报告称，在母亲子宫内暴露于暴力的人表现出加速的表观遗传衰老迹象，这种生物衰老可能与易患与年龄相关的疾病有关。

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在暴露于暴力后大多显示出相同的模式，表明一种对压力的共同表观遗传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会影响直接暴露于压力的人，还会影响后代。

“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与许多形式的暴力都相关，而不仅仅是难民。家庭暴力、性暴力、枪支暴力：我们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暴力，”穆利根说，“我们应该研究它。我们应该更认真地对待它。”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对携带它们的人的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但一些研究发现压力诱导的表观遗传变化与糖尿病等疾病之间存在联系。一项关于二战期间荷兰饥荒幸存者的著名研究显示，他们的后代携带的表观遗传变化增加了他们日后超重的可能性。尽管许多这些改变可能没有影响，但穆利根表示，有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于2月27日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

在寻找战争和创伤对我们基因组持久影响的证据时，穆利根和她的合作者还被他们合作的家庭的坚韧所打动。穆利根说，他们的故事远不止是幸存于战争。

“尽管身处所有这些暴力之中，我们仍然可以庆祝他们非凡的韧性。他们过着充实、有成效的生活，生育孩子，传承传统。他们坚持了下来，”穆利根说，“这种韧性和坚持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特质。”